北宋亡國的緣由探討
北宋亡國即靖康之變，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卻始終令人難忘。「靖康恥，猶未雪……」，岳飛的《滿江紅》，但凡中國人，人人能朗誦，個個會歌唱。所謂北宋亡國，雖非國家淪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這一歷史事變實在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大深重歷史災難。金朝攻滅北宋，造成上千萬民眾死於戰亂。上千萬民眾流離失所。難怪從當時到現在，人們不斷地議論著北宋亡國的緣由，提出了各種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擬對這些議論稍加評論，並略抒己見。一、唱著「新」調子亡國
北宋何以亡國？近數十年來，人們往往如此回答：唱著老調子亡國。而其依據則是魯迅先生在其雜文《老調子已經唱完》中的一段議論：「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干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北宋統治集團果真因廢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國嗎？如果唱新調子即唱改革的調子、掛變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國運昌隆嗎？此說大有商討的餘地。
對於北宋亡國的緣由，議論最多的無疑是心存亡國以之痛的宋朝人。他們的看法各式各樣，大多與魯迅不同，乃至相反。當時人的議論雖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編造荒誕邪說。如說什麼北宋亡國是由於宋真宗的陵墓風水不好。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擔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謂不聽陰陽生徐仁旺之言，將真宗的陵墓確定在牛頭山後之地。徐仁旺當時曾上表陳述「山後」之害：「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末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後來不出所料，金軍攻破開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則「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為盜區。」
又如說什麼北宋亡國是因為徽宗改元宣和，所謂「宣」即「一家有二日」，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氣數已盡，「上天」早有預示。據說宣和末年在開封上清宮瑤仙殿出現字跡數行：「家內水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亙木又摧傾。」這便是「上天」的預示之一。對此，人們起初困惑不解，北宋滅亡後，才如此解釋：「家內木」即宋，「吉人」、「亙木」分別是「佶」、「桓」，即徽宗、欽宗的名字，而所謂「火」則是有「炎宋『之稱的趙宋王朝的所謂「德運」。諸如此類的荒誕邪說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會。
另一類是追究個人責任。首當其衝的固然是徽宗寵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將亡而未亡之時，太學生陳東便將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李彥痛斥為「六賊」，認為他們是導致禍亂的罪魁。其實，徽宗作為六賊的總後台，其罪責不在六賊之下。陳東受歷史所局限，只罵貪官，不罵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論一出，立即廣為傳播，並被人們普遍接受。
號稱深得二程真傳的著名理學家楊時又追根溯源，進而將罪責歸結於王安石。他說：「蔡京以給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南宋初年，號稱中興名臣的趙鼎也說；「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禍。」高宗接過此說，大肆渲染：「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某些大臣即刻隨聲附和。於是，此說在整個南宋時期乃至元明清時代幾乎視同定論。明朝人商輅等人所編《續通鑒綱目》卷九甚至認為；「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於徽宗、蔡京之下。」楊時首倡此說，或許是由於其學術見解與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見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則在很大程度上出於維護趙氏一家一姓統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楊時等人的看法與魯迅截然相反。人們不免要問：究竟誰是誰非？其實，魯迅、楊時各走極端，兩種說法都不確切。徽宗、蔡京掛的牌子與神宗、王安石雖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針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魯迅與楊時各自片面地強調了一面，而又都忽視了另一面。
如今人們普遍將神宗、王安石譽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時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時代。徽宗以神宗的紹述者自居。他宣稱：「朕欲上述父兄之政。」並將創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謚號由16字增加為20字即「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將重用新黨的乃兄哲宗的謚號由6字增加為16字即「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一望而知，這堆美好的字眼諸如「立憲」、「繼道」之類，雖屬表面文章，但畢竟是對新法的高度肯定與頌揚。而蔡京則以王安石的繼承者自命，「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在他的倡議下，王安石繪像於顯謨閣，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兒子王雱均配享孔子廟，至於其後代則男性賜官職、女性封孺人。)
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廢除舊法，重用新黨、打擊舊黨，在政治上與王安石對立的司馬光等120人被指斥為「元祐奸黨」，對新法稍有微辭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為「元符上書邪等人」。這兩種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謂《元祐黨籍碑》，碑文由徽宗親筆書寫，先在都城開封、後在全國各地樹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貶官職，尚存者或流放或貶官，他們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們的子孫和近親通婚。無須—一羅列，這些歷史事實已經足以證明，蔡京等「六賊」與作為王安石及其新黨對立面的舊黨勢不兩立。
當時也有個別人這樣說：蔡「京名為遵用照豐之典，回乃實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這話雖然頗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則言過其實。應當承認，蔡京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確實多少有些繼承關係。如「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是蔡京的主要治國思想之一，他「當國，費侈無度。」這一治國思想「原自荊公」即王安石，與司馬光的主張正好相反。又如對待邊疆少數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權，舊黨一向牽就，而新黨的態度則相當強硬。蔡京以新黨自居，繼承強硬政策，他在徽宗時期多次發動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至於方田均稅等熙豐新法，或廢而復行，或繼續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創行的照豐新法的反對者，而是新法的擁護者和推行者。他們口頭上唱的不是老調子，而是「新」調子。魯迅雖然學識淵博，但俗話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們不應當將其片言隻語視為不可更改的信條。
二、蔡京與王安石豈能混為一談
楊時等人將王安石與蔡京、熙豐法與崇現法相提並論，至少是受表面現象所蒙蔽。蔡京雖發跡於王安石當政期間，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時歷任中書舍人、知開封府等要職。但王安石對蔡京並不賞識，據說他曾經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蔡京與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個人品質來說，王安石以「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而著稱。當時人大多肯定他「節儉恬退，素行亦好。」王安石「性簡率，不事修飾家養，衣食粗惡，一無所擇。」相反，蔡京則以「享用侈靡」而聞名。他「喜食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喜食蟹黃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滿室如霧」，「衣冠芬馥」。其「名園甲第亞於宮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國夫人」。
這類記載太多，不勝其舉。王安石雖不愛官職，然而一旦身居要職，即盡力將其政治理想變為政治實踐，並始終堅持。連他早年的好友、後來的政敵司馬光也認為：「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所謂「執拗」即固執，換而言之，即堅定。而蔡京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個官迷。他在求學階段，算命先生將其命運錯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時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為此而「大病」，足見其何等汲汲於富貴。何況他一切以向上爬為目的，並無固定的政治見解，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家。
神宗死後，舊黨得勢，蔡京隨風轉舵，一味討好司馬光。司馬光要求在5天之內恢復差役法，其他官員都表示難以如期完成。仍知開封府的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司馬光大加讚賞：「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親政，新黨再度得勢，蔡京立即搖身再變。是否立即廢除差役法，宰相章淳尚猶豫不決，剛出任戶部尚書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章淳「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張竟前後截然相反。史稱：「差、雇兩法，光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好者。」《宋史》將蔡京列入《奸臣傳》，實屬恰如其分。王安石與神宗「君臣相得甚歡」，「可謂千載一時」。然而王安石對神宗不時直言規諫，乃至面折廷爭。
據馬永卿《元城語錄》記載，王安石與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諸難，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為國相，志在逢君。」豈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請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貢聲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徽宗這個18歲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極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勸誘，無疑是個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紀·贊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可見，蔡京不僅應入《奸臣傳》，還應入《佞幸傳》。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標準的大臣、諍臣，而蔡京則是個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豈能混為一談！
就施政方針來說，徽宗、蔡京雖然也號稱推行新法，但與神家、王安石所實施的新法同中有異乃至形同實異。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並有利民便民的考慮。當時不少人都認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就連對新法頗有異議的蘇轍也承認：「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則在於「始求羨財，以供侈費」。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滿足徽宗及其寵臣極度荒淫的生活所需。舊黨當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動」，以致問題積累成堆。而蔡京雖然敢於改動祖宗成法，但當改者不改。如冗官問題本應加以解決，可是徽宗時期問題反而越發嚴重。當時，「權奸當國，僥倖並進，官員益濫。」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視官爵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
於是，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官員「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員總數已達48000餘人，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又如強幹弱枝的傳統國策本應加以調整，可是蔡京等人依舊蕭規曹隨，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至，莫不潰散。」而不當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於是當時出現了北宋歷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韓忠彥、鄭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與蔡卞系第一對兄弟宰執，蔡京與蔡攸系第一對父子宰執，並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這些「第一」，都意味著朝政極度腐敗。徽宗、蔡京為了粉飾太平，也曾實施過一些彷彿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推行新法的重點在於理財。
至於其效果，當時人有評論：「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現法惠奸。」其實，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豐法雖不「惠民」但「惠國」，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至於徽宗、蔡京的崇觀法，其效果則與熙豐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國」，只有利於昏君與好俊，即所謂「惠奸」。當時，「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豈止「常賦」，「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這批錢物除供徽宗揮霍而外，又被「六賊」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所謂六賊，即是六名特大貪官。他們「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總之，蔡京與王安石不僅個人品質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針形同實異。正如朱熹所說：「蔡氏以『紹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蔡京所推行的崇觀「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稱。北宋雖非唱著老調子，而是唱著「新」調子亡國。。然而這個新字之上的引號切不可省略。北宋絕非亡於革新，而是亡於胡改亂草。
三、並非落後挨打
對於北宋何以亡國，當時人還有一種論調值得注意，即金強宋弱、北宋必亡。繪事中李鄴的所謂「六如」說，便是其代表。他竭力鼓吹：金軍「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指北宋）如累卵。」李鄴因而獲得「六如給事」的綽號，表明人們普遍認為：北宋必亡論太缺乏依據。只要將宋金雙方的綜合實力稍加比較，即可看出：北宋遠比金朝先進，金軍並非不可戰勝。
古人將夏、商、週三朝合稱「三代」，而宋朝連同先前的漢朝、唐朝又被稱為「後三代」。所謂「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時代。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則認為，豈止夏、商、周，即使漢、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並論。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古人的「三代」說具有濃厚的崇古復古傾向，而陳氏的「造極」說則不無道理。的確，宋代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又一個新高峰；橫比世界各國，超過世界各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科技最先進的泱泱大國。宋金交戰之初，金朝建國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後。
人盡皆知，戰爭依賴經濟，經濟支撐戰爭，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實力的較量。然而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金朝較之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遠。就人力來說，直到金朝滅北宋30多年後，整個轄區總戶只有300多萬。發動攻宋戰爭之初，金朝轄區估計不過100多萬戶，以一戶五口計算，大約僅五六百萬口而已。而宋徽宗時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時期，全國總戶數超過2000萬，總人口突破一億，近20倍於當時的金朝。
就物力來說，女真社會處於採集經濟階段，人們長期過著漁獵生活。女真貴族進入中原之初，對農業的重要性毫無認識，以致土地荒蕪，生產凋蔽。如果說金朝「地狹產薄」，其物力很有限，那麼北宋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穩定發展和長期積累，到徽宗時，號稱「中外靖綏，年谷登稔。」與金朝相比，北宋顯然具有地大物博的優勢。就財力來說，金朝初年並無固定的財政收入。起初女真民眾「無出賦稅」，壯者皆兵，「幾步騎之仗模皆取備焉」。後來雖有賦稅，但無一定之規，「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金太宗攻打北宋時，金朝的賦稅制度仍處於草創階段。金軍南下中原，「有擄斥，無戰鬥。」士兵除自備有限的糧草而外，主要依靠擄掠。難怪金軍不時陷入糧草不繼的困境，無法支撐歷時稍長的戰爭。
而北宋初期的財政收入便多於唐代，神宗時僅錢幣收入一項即達五千萬貫之多，徽宗時又「天下賦入之數悉倍於前」。當時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此說雖系誇張之辭，但其財政狀況無疑較好。何況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用於軍費。「六分之財，兵佔其五」；「供軍之資，十居七八。」這類議論在宋代文獻中比比皆是。足見，北宋經濟對戰爭的支撐能力是金朝所無法比擬的。
即使就軍事力量而言，當時金朝的軍隊總數不足20萬，可投入攻宋戰爭的兵力僅12萬，兵臨開封城下者「大約不過八萬人」。而宋朝的軍隊總數則在百萬左右，雖然缺編問題嚴重，但可投入抗金戰爭的兵力，仍數倍於金軍。至於其裝備，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此說雖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劍等兵器的製作水平無疑超過金朝，如宋軍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種使金軍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製作相當粗糙，中期以後的才有所改進。儘管宋人關於「金人野戰，長於用騎」；「金人攻城，長於用炮」一類的說法，不能視為無稽之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軍隊各有所長。金軍的騎兵雖是其特長，宋軍則有步兵尤其是水軍的優勢；金軍雖善於攻城，宋軍則擅長守城；金軍雖長於野戰，宋軍則長於近戰。只要切實加以整頓並組織指揮得當，宋軍足以同金軍較量，金軍並非不可戰勝。可是金軍最終戰勝宋軍，但這絕非先進戰勝落後、強大戰勝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說，實屬「變弱為強，以寡制眾。」人們講到中國古代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役，常以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肥水之戰等為例。其實，金朝攻滅北宋之戰也屬這類戰例。
四、實因腐敗亡國
應當承認，宋軍與金軍相比，確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於裝備，更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軍隊的素質與管理。宋軍本來就問題不少，士兵員額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軍事訓練極不正常，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剋扣軍鉤。而徽宗又將軍隊長期交由根本不懂軍事、只知討好皇上的宦官童貫、佞幸高俅主管。他們「自恃暱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以致「全廢教閱」，「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一句話，軍政腐敗。當時人鄧肅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洪邁則歎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失、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
豈止軍政腐敗而已，北宋整個朝政一團糟。徽宗本人便是北來歷史上最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賊」，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縱情聲色，揮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觀。而「六賊」則援引親故，廣結黨羽，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既相互勾結，又相互傾軋。他們為了穩固其權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以滿足徽宗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窮侈極欲的需求。足見，北宋晚期政治的腐敗不是枝枝節節的一般性腐敗，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藥的制度性腐敗。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即是：「心腹潰了！」
在中國，民貴君輕、主權在民是個由來已久的古老觀念。思想家如此說，是其難能可貴的理想；統治者如此說，則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徽宗與歷代統治者一樣，也曾裝出一付為民愛民的樣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澤」。經常以勤政、廉潔自詡：「勤於政，庶以圖天下之佚；儉於家，庶以資天下之豐。」還多次作過將造福於民的承諾，如「經營欲致黎元福」之類。然而這些完全是大話、空話、假話，口惠而實不至的漂亮話，最終騙不了人的鬼話。徽宗在位期間特別是其後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政治最腐敗、統治最黑暗的時期。
徽宗退位前夕，終於下詔罪已；「言路塞蔽，導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賦致，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他不得不正視朝政腐敗、賦役繁重、民怨沸騰這一社會現實。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過。」豈不說此詔與此話究竟有幾分誠意，但為時已晚，北宋王朝再也無法苟延殘喘，行將覆滅。
腐敗就要挨打，首先起來痛擊腐敗透頂的北宋王朝的，是雖一向逆來順受，但再也無法忍耐，雖一貫崇尚皇權，但再也不願受騙的北宋民眾。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東南七路經制使陳在上奏中，將跟隨方臘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責為「妖賊」，並對其所謂「陵暴州縣」、「恣行殺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斷截立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然而連陳※也不得不承認方臘起義確屬官逼民反，起義群眾「唯搜求官吏」，他們所到之處懲辦貪官污吏：「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他請求朝廷嚴懲貪官，並且預言北宋王朝勢必被憤怒的民眾推翻；「此風不除，必更生事。」
的確，方臘起義平息不久，「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而民眾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於朝政腐敗。徽宗對此供認不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他連忙將宦官梁方平任命為河北、京東制置使，帶領重兵前往討平。只是由於金軍搶先將北宋王朝打垮，否則這個腐敗政權必將被民眾摧毀。
與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顯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僅官、民對立，而且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金朝則萬眾一條心，上下如兄弟，「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略不間列，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權專制體制已走向極端；金朝則保持著雖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風，「每有事未決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北宋任人唯親、唯錢；金朝則任人唯賢、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擇人而用之。」所有這些都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史稱：女真族「俗勇敢，喜戰鬥，耐飢渴。」其實，金初的軍隊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與其民族個性雖然不無關聯，但關鍵在於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戰勝北宋，並非先進戰勝落後，而是清明戰勝腐敗。
人們常說，落後就要挨打。這固然是一個帶規律性的歷史現象。然而腐敗就要挨打，更是一條鐵的歷史定律。何況腐敗往往導致落後。因腐敗而落後，以致挨打，近代中國就是如此。北宋晚期雖然腐敗，尚未導致落後，照樣挨打。上述史實表明，北宋絕非落後挨打，實因極度腐敗而亡國。 回個帖子支持一下！ 不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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