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筆下的中日比較

淚吻

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歷史學家，也掌握著遠東近代歷史的線索。──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後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近東和印度之後才受到這一影響，是由於各種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明確地說是歐亞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像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讓歐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繫多於同本國政府的聯繫。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繫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萬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衝擊並不像在印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幾乎沒有機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挑挑揀揀。但是，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採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原則，並將它們用於自衛及後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以已改變的西方方式重新組織自己。另一方面，中國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在動蕩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治。正是這一明顯地自給自足、自滿自足的社會認為世界上其他社會都是低下的、從屬的社會。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出現了俄羅斯人，他們最從陸路到達阿穆爾河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人侵者親近（見第四章第四節）。他們將貿易關係限制在少數幾個港口，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和歐洲人一無所知方面。他們幾乎不知道歐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問津。關於歐洲的各個民族，他們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籠統地將他們稱為「長鼻子蠻族」。他們認為不需要任何歐洲產品；這一點，乾隆皇帝在1793年給喬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費苦心地加以闡明（見第九章第三節所引）。

　　由於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打開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著遠東和全球的影響。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打開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並控制著諸海洋。英國強行挑起爭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不應忘記，英國人到19世紀中葉幾乎已開始相信有一種在世界各地經商的神聖權力，並認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國家自由貿易是不合自然規律、應受譴責的。

　　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來。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差額，而對英國人有利。北京政府曾於1729年和1799年頒布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到1833年時，這一罪惡的貿易已達年值1500萬美元。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戰爭。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萬箱價值600萬美元的鴉片，並當眾予以銷毀。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船與英國戰艦的衝突21839年11月，戰爭爆發了。以後的戰爭過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毫無希望的軍事劣勢。英國人僅以一支分艦隊和數千人便能隨意佔領一個又一個港口。中國人英勇作戰，他們的守衛隊常常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但是，英中兩國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茲特克人之間的力量差距還要大得多。16至17世紀，歐洲的軍艦和大炮已得到巨大發展，而中國人的軍事技術仍停留在比阿茲特克人的技術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條約》，這是後來蠶食中國大部分主權的長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按照《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並開放五個對外通商口岸──廣州、福州、寧波、廈門和上海。英國領事可以居留於這些港口，英國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於居住和經商。中國還同意實行一種按照價值的5％固定下來的統一關稅，若要變動這一關稅，須經雙方同意。這一條款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治權，因而控制了中國的國家歲入。此外，第二年締結了一個補充條約，承認英國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權；條約還包括一項最惠國條款，保證英國人享有中國在將來准予其他國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權。當時，可能雙方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條款最終將導致一種複雜局面：外國居住區和租界遍及全國各地，它們全都成為外國政府管轄下的外國城市。

　　《南京條約》並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歐洲人感到很失望，因為通商口岸的開放並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的那麼大的貿易擴張。他們認為，補救的辦法是獲得更多的租界。曼徹斯特商會聲稱：「我們同中國的貿易直到買賣權擴展到我們現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認為，這些條約承認的特權太多，因此經常不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此外，當時歐洲商人和許多聲名狼藉的冒險家成群結隊地來到通商口岸，這在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排外情緒。1841年，廣東地區張貼了一張布告，以強有力的措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在向「難以對付的野蠻的狗和羊」提出抗議之後，佈告反問道：「儘管你們已侵入我們的內河……，但你們有什麼本領？……除你們的船是堅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強大的以外，你們還有什麼其他本領嗎？」然後，佈告威脅外國人說，假如他們繼續留在中國，結果將是最為可怕的。「如果我們不徹底消滅你們這些豬、狗的話，我們就不是頂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國人。……我們一定要殺了你們，砍掉你們的腦袋，燒死你們。」

　　由於雙方存在著這樣的情緒，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戰爭的起因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只上的中國水手。當北京政府拒絕釋放這些水手時，英國人轟炸了廣東。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借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英國人的行動因印度爆發兵變而推遲了一段時間。但是，當援兵一到，英法聯軍如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一樣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國人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他們拒絕執行條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時間。英法聯軍再次發動進攻，1860年佔領了首都，迫使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又開放了沿海和內地的幾個通商口岸，再次明確並擴大了治外法權，允許在北京設立外國公使館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基督教傳教團。人們應該回想起，也正是在這時，俄國人趁中國危難之際，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阿穆爾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見第十三章第三節）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後，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向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中國為此向那裡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衝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極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面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佔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佔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占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著又於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干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像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御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