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寧的台灣學制與教化

淚吻

明末之學風其弊端極重，如在錢賓四師曾論及在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八股。以前有人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秦朝之焚書坑儒。學問成為空虛，是為明代士人與官僚的通病。又科舉推行久了，應試者只要在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別人的文章，考試時只要將文章抄寫一遍，就可以錄取為官，所以在四書一經中有許多人根本不讀全文。　這樣的學風，已到無可就藥之地步。
陳永華有鑑於此，在台灣這塊尚未污染的地方，依據他的理想，建立起對教育、考試、用人三種制度合而為一的一貫制度。首先建孔廟，在承天府寧南坊卑仔埔（坐落在今台南文廟路二號）興建文廟及明倫堂，於一六六六年（永曆二十年、康熙五年）正月竣工，鄭經率文武百官舉行落成典禮，是日在泮宮有數千人觀禮。
設學校使最基礎的教育，由各社設學校敦聘教師，令子弟就學。　三月立太學。並建立考試制度。兩州（天興州、萬年州）三年一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　州試得名者送府，府試得名者送院，院試得名者送太學，成績優異者，由太學補六官掙用。
這個新制度其特點是政府人才的取得，是經由州、府、院的三次考試，及格者才得進太學研讀。在太學三年中，每月皆有月考，以免有學生擁書不讀之弊。三年後參加政府用人考試，及格者便分發為政府官員。這個方法根本剷除明朝的八股取士的弊病。政府可得人才，又士子的出路寬廣。
鄭氏父子禮遇文人，如沈光文、王忠孝、辜朝薦、李茂春、沈佺期、張士栯、張灝、張瀛、郭貞一、許吉、黃驤陛、黃事忠、諸葛倬等，將這些文人大都以進士出身，遷居到台灣，擔任文教工作，使台灣成為文人匯集之所。對文化之提昇頗有助益。如陳永華之次子陳夢球，在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中進士。其他考中舉人有一六八七年的蘇峨、一六九○年的邑星燦、一六九三年的王璋等，皆在台灣學成，這也是東寧鄭氏時代啟迪教化之功。
東寧時期以一六六四年（永曆十八年）至一六七四年（永曆二十八年）這段時間因鄭、清雙方隔著台灣海峽，並無戰爭。所以陳永華之教化工作推行極為順利，又重民族精神教育，對歷史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如岳飛、謝安等，建廟崇祀，又推廣關雲長忠義精神，而廣建關聖帝君廟，其效果影響台灣社會極深。當時台灣社會是男多忠義，女多貞烈。
後代人，對明鄭的教化工作有「節烈之教，留而不衰」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