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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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事件的簡單回顧

發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大致可分為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主張改革及自由開放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胡躍邦因心臟病逝世，引起海內外震動，特別是中國知識界及青年學生，均表示哀痛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學出現悼念胡耀邦大字報，並呼籲民主改革。十七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出現藉悼念胡耀邦而進行示威抗議的學生人潮，人數逾萬。十八日，中國官方因為禁止悼念胡耀邦，引發學生遊行，北京高校數萬人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抗議，並提出七點要求。十九日，學生突破中南海警戒線，高呼李鵬出來。深夜，警方強力驅散新華門前學生，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各地學生紛紛響應。二十一日，以包遵信、嚴家其為代表的四十七名知識分子發表公開信致中共中央，要求聽取學生意見。二十二日，官方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百萬市民夾道送別靈柩。四月二十三日，西安有民主運動人士藉悼胡活動，進入學生隊伍中，引起一場小規模暴動。另外，長沙、成都也有示威。二十三日，北京三十五所高等院校宣布無限期罷課，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週刊因刊載一篇有關悼念胡耀邦的「敏感」文章，未獲准發行。二十五日，一百五十九名大學教師連署公開信支持學生運動。

第二階段：原本學生單純要求政治改革的活動，到了四月二十六日有了根本的變化，當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學生運動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是一項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當天上午，「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在政法大學正式宣告成立。二十七日，北京十萬大學生不理會官方的威脅，上街遊行，沿途衝破了多道軍警封鎖線，並受到百萬群眾夾道支持。國務院被迫答應與學生對話。同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革職。二十八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正式宣告成立，以不記名方式選出吾爾開希為主席。五月一日，學生們表示，如果政府不與學生進行誠懇、平等、公開的直接對話，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並且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香港支持北京學運，並邀請港澳政協委員徐四民到北京辦報。三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拒絕學生對話要求，視北京高校聯為非法組織，並指學生背後有「黑手」。但又說不會進行鎮壓。當日學生決定五月四日舉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遊行。

第三階段：五月四日，近三十萬學生和群眾不顧禁令，上街遊行，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加入，要求新聞自由及恢復欽本立職務。當天趙紫陽會見亞銀代表，提出「冷靜、理智、克制」，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大部分學生停止罷課，官方新聞媒介廣泛報道學潮消息。北京學生對話代表團向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辦公廳遞交請願書，要求對話，及允許新聞記者採訪及全面報道。學生訂出對話綱領，要求正確評價這次學運和深化改革。五月八日，趙紫陽強調，決心推行經濟和政治改革，但是趙紫陽的保證卻在稍後隨著他的權力被架空而落空。

第四階段：五月十三日，千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要求公正評價學運，否認「四二六」社論，平等對話。 五月十四日，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等凌晨到廣場勸學生返校無效。統戰部長閻明復對學生說，要中央否定「四二六」社論目前是不可能的。十多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到廣場聲援學生。十六日，廣場絕食學生增至三千人，群眾增至數十萬。當天北京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五月聲明」支持學生。十七日，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要求學生停止絕食，表示絕不對學生「秋後算帳」。但是聲援學生行動達到高潮，各界遊行隊伍達到百多萬人，要求鄧小平、李鵬辭織，學生運動蔓延至十多個省會。十八日，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到醫院看望絕食學生；一百萬群眾繼續遊行聲援學生；各界知名人士緊急呼籲對話。李鵬、李鐵映、閻明復等與吾爾開希、王丹等學生代表進行為時五十分鐘座談，李鵬認為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政府不能坐視不理，李鵬又對學生說：「沒有說你們動亂。」十九日，趙紫陽凌晨到廣場看望學生，說來得太晚了，含淚懇請學生停止絕食。但同時，中共中央和北京黨政革大會晚上舉行，李鵬和楊尚昆發表講話，李鵬指學運為「動亂」，為一小撮人蓄意製造，表示要迅速恢復秩序，楊尚昆宣布要調軍入城。當天晚上九時，學生宣布停止絕食。

第五階段：五月二十日，抽調自五省市超過十一萬的解放軍部隊，自凌晨分批由北京市的東、西、南三面向城內進發，但遭到學生與市民堵截。上午十時，當局宣布戒嚴，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遊行請願和中外記者採訪。學生堅守廣場，入夜後，各進城路口萬人集結堵軍車，市內交通停頓。二十二日，吾爾開希凌晨發布撤離廣場命令被否決，隨即被撤職。數萬學生和市民繼續在廣場靜坐。萬餘知識分子在北京街頭和平遊行，抗議李鵬關於「制止動亂」的講話和他簽署的「戒嚴令」。二十三日，戒嚴部隊仍被阻截及奉命後退，公共交通漸恢復正常。北京再次有百萬人上街遊行，三名男子破壞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列出趙紫陽的罪狀。陳雲主持中顧委會議，支持李鵬和楊尚昆。二十七日，萬里、李先念表示支持李鵬、楊尚昆。二十八日，數萬學生響應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提出，學生靜坐至六月二十二日人大常委會開幕。二十九日，彭真會晤人大七位副委員長，稱北京已發生「動亂」。三十日，民主女神像座落天安門廣場，當局指違法，並拘三名「工人自治會」成員，數百工人學生包圍北京市公安局。六月一日，學生提出四項對話條件，包括解除戒嚴令、撤軍、不秋後算帳、取消新聞封鎖。六月二日，解放軍在木樨地開車輾斃三人，激起民憤。六月三日，逾萬軍隊凌晨推進天安門廣場，學生市民堵截成功。下午，軍警在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西側首次用催淚彈、橡塑子彈、電警棍、木棒鎮壓學生市民，奪回被繳獲的武器，近百人受傷。晚上十時，軍隊開始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推進，並亂槍掃射阻攔的群眾。

最後階段：六月四日，凌晨零時，數以萬計廿七軍由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進，而大批坦克及裝甲車則沿東西長安街駛向天安門廣場。凌晨一時，一部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摟前被群眾截停，然後被放火燒燬，車內兩名軍人逃走時被圍毆，後由學生救走。凌晨二時，軍隊沿長安街自西向東推進，在萬壽路、木樨地、復興門、西單及南池子大街一帶開槍射殺群眾；與此同時，東面建國門亦有軍隊開入，沿途開槍，而坦克及裝甲車輾斃及撞傷多人，造成群眾極大傷亡。軍隊亦在廣場四周部署，並通過廣播命令學生及市民撤離，學生要求談判，軍隊沒有答覆，廣場上餘下六至八萬學生和市民。凌晨四時，軍隊在照明彈照射下，收縮包圍網，學生及市民被困在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其後學生決定撤離，但軍隊及坦克在群眾撤離期間已經動手。目擊者稱，坦克和裝甲車壓過帳幕，推倒民主女神像，將帳幕內之學生輾死，而軍隊使用機槍掃射學生。凌晨五時卅分，軍隊完成「清場」，廣場被軍隊封鎖，與群眾隔絕。由凌晨二時至清晨六時，東長安街的軍隊不斷向辱罵及向他們擲石的群眾開槍，迄今無法統計在當天的傷亡情況。六月四日整日，軍隊經常向群眾開槍，坦克、裝甲及運兵車調動頻密。北京市陷於癱瘓，大部分店鋪都關門。

六月五日，凌晨五時二十分，一隊車隊由坦克開路、軍車及公安車護送（或押送），離開中南海，向東駛走，在建國門附近，坦克遭人擲燃燒瓶，軍隊以機槍還擊。日間，軍隊仍間歇向群眾開槍。方勵之夫婦到美駐華大使館避難。四川成都在凌晨亦氣氛緊張，軍隊向群眾開槍，有數百人死亡，逾千人受傷。六月六日，北京仍一片恐慌，軍隊調動頻密，間歇向市民開槍。李鵬主持總理辦公會議，聲言形勢嚴竣，要採取果斷措施。七日，北京各大學學生離校。上海一列火車因撞倒一群坐在路軌上抗議的學生，遭人燒燬，上海局勢不穩。八日，北京校園區宵禁。廿七軍撤出北京主要市內據點，由另一批軍人接替。甘肅、上海、長沙、瀋陽的抗議血腥鎮壓的浪潮仍未平息。北京通告高自聯及市工聯為非法組織，有關頭頭必須自首，並呼籲市民舉報。九日，鄧小平戒嚴後首次露面，在中南海接見戒嚴部隊高幹，顯示他仍指揮大局，粉碎病重及死亡的謠言。鄧小平指在北京發生的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由動亂轉為「反革命暴亂」，其目的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六月十日，柴玲劫後錄音講話首次在香港公開（錄音時間為六月八日），講述六四血腥屠殺的慘痛經歷。中國公安人員四出拘捕所謂「反革命」分子。
三、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意義

(一)學生藉悼胡要求民主自由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導因乃源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四月十五日因心臟病逝世，引起了海內外的頗大反應，就在翌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大學舉行悼念活動，青年學生藉悼念胡耀邦活動宣洩對政府及社會現狀的不滿。在中國人民當中，胡耀邦代表自由改革和思想開放的象徵，對知識分子及年青人特別關懷及保護，而一九八六年秋的學潮，胡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可是他在知識分子中的地位卻日益崇隆。胡辭職之後，政治體制改革明顯停下來，而經濟改革又出現問題，通貨膨脹、物質波動、供需失衡，直接對人民生活構成影響，民間隱伏強烈不滿情緒，人們特別不滿一些幹部特權階級貪污腐敗，官盜猖獗。特別是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在懷念胡耀邦之同時，要求政府對胡耀邦作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及澄清胡氏被迫辭職的真相，這等於要求政府正面對待開放改革，加速胡氏所支持的民主自由步伐。

胡氏之死，與「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日相距相當接近，這是學潮愈變規模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五四運動」的精神在於民主與科學，也是中國青年學生當前最為渴求的。四月十八日，五千名來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政法學院等大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沿途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官盜」、「打倒貪污」、「民主萬歲」等口號，使悼念活動正式披上政治色彩，而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亦越來越明顯，而矛頭開始指向政府高層的領導人。學生隨後提出簡單而明確的要求：要求對話、要求民主，可惜對話不成，而官方媒介《人民日報》在四月二十八日發表一篇措詞強硬的社論，指學生運動為「一次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引起學生強烈不滿，於是引發多次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最後學生採取絕食行動，希望政府能理解他們的願望。學生的願望在五月二十日實施戒嚴令開始，差不多已完全被粉碎了，數十萬大軍圍住北京，為武力鎮壓響起警鐘。八六年的學潮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告終，而八九年的學運卻被血腥暴力給鎮壓下去！



(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仍然是政治掛帥

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其中聲稱：「如果他們（按：指「反革命暴亂」的策畫者和組織者）的陰謀得逞，全國就會發生更大的動亂和分裂，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會毀於一旦，十年改革建設的成果就會喪失殆盡，全國就會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文革結束十多年，許多人以為一些名詞、手段會成為歷史陳跡。可是，人們在「六四」中又再度見到「階級鬥爭」，再次聽到「反革命分子」等字眼。人們懷疑，「革命」的含義應該是怎樣，而「反革命」又是什麼一回事？與政府或當權者持相反論調，在民主社會原屬平常，但在專制的中國國內，竟然不能相容，一句「反革命」，便把人壓下去。 六月四日以後，當權者在全國上下通緝學生領袖、工人領袖，除了官方的「假消息」外，其他消息一概禁止流通，否則被指煽動「反革命」及「造謠」。上海有三個工人領袖在六月十五日被判處死刑，各地已拘捕了數以千計「暴亂分子」，公安還四處追查有關人物。事實上，全國已進入白色恐怖之中，連家人也舉報自己親屬，文革期間的互不信任，人民被迫噤若寒蟬的情況，在二十世紀快要結束的日子，再度在中國大陸重現。



(三)事件充分體現了中國政權的法西斯本質

在六四之前，許多人對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有著相當的期待，認為以鄧小平等人在毛澤東年代歷經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磨難，在政治與意識型態方面應更為開明、民主。然而六四事件卻充分體現了共產政權的法西斯本質，不因經濟改革而有所改變。

例如當時「北京市高校聯合會」於六月四日所發佈的《告全世界同胞書》中就指控：「四月十五日，發起於北京，燃遍於全國，影響及全國，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青年學生舉起爭民主，爭自由，反專政、反獨裁，剷除官盜，廉潔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意願，喊出億萬人民的心聲，這次運動繼承和發展了五四精神，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為首的一小撮反黨，反人民分子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懼怕萬分，恨之人骨。他們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為了保護自己及極少數人的利益，掩蓋事實真相，造謠滋事，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反革命動亂，他們的一意孤行威脅、恫嚇，軟硬兼施，以致於向無數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世界特大摻案，事實充份暴露了他們的極端兇殘和腐朽的本質，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獨裁政府，証明了鄧小平，楊尚昆及李鵬一小撮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人民的公敵。法西斯政府已經撕下了偽善的面紗，獨裁者已經暴露了兇惡的嘴臉。」

有人認為以上是當年激情的指控，然而「六四」經過十二年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仍為兒子在廣場犧牲搜集相關資料，中國公安仍然全天侯死盯著當年主事者的一舉一動。改革開放二十年雖然促使中國經濟出現不錯的成績，卻一點也無法鬆動法西斯政權對人民全面性的宰制。



(四)事件顯示中國仍是高度人治社會

事實上，六四事件發生時，許多專家都猜測，下令鎮壓學生的人很可能是鄧小平。今年元月在美國出版的《天安門文件》更進一步指出包括調動解放軍、宣布北京戒嚴、指定江澤民為繼任總書記都是鄧小平下最後決心者。而五月十七日晚上中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要不要實施戒嚴時，楊尚昆、薄一波列席，會中趙紫陽和胡啟立發言反對戒嚴，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喬石則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表決時喬棄權，成二對二的僵局，最後，薄一波發言主張把問題交給鄧小平決定。文件中更指出，十八日早上八點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大老和政治局常委李、喬、胡、姚四人開會，趙紫陽拒不出席，另有軍委會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數人出席，會中正式決定宣布北京戒嚴。會中王震發言最激烈，主張應由軍隊把學生當作反革命抓起來，不應對他們仁慈。趙紫陽下台並遭軟禁後，五月廿七日晚上八大老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長達五小時，會中決定挑選人在上海的江澤民繼趙紫陽為總書記，如此江澤民在八大老的欽點下，登上了中共黨的總書記的寶座。而我們必須知道，不論是鄧小平，或是所謂的八大老，事實上在制度上都已是退休的老人，可是在實質上卻掌握了中國的實權，這種享受實權卻超越制度之外，只有在人治的社會才會有此一現象。

(五)事件突顯中國和平演變的失敗

「和平演變」並不是什麼新名詞，事實上，毛澤東早在文革期間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論及。社論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社論提醒人們注意這個理論緣起的國際背景：「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政權，逐步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給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歷史教訓」，「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從內部來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走上『和平演變』的道路」，毛式繼續革命論提供中國高度自覺地抗拒和平演變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時代視反和平演變為共產政權持續鞏固的唯一保證，也因為這種瘋狂地反和平演變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一九七八年在「走資派」鄧小平三度上台之後，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許多人便期待中國內部因著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會導致政治民主化的「自然」結果。這樣的觀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鄧小平雖然推行經濟改革，但在政權本質上卻仍與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沒什麼差別。這是就中國內部的經濟改革來說的和平演變。

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和平演變來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想讓中國和平演變，讓中共步上前蘇共的宿命；而北京則在爭取時間，藉經濟發展壯大自己。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中共強烈拒絕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按照中國官方的標準說法：期望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制度和平演變，一直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戰略企圖和策略追求，我們對此務必保持清醒，並警告美國及西方國家在與中國接觸時，勿存有和平演變的念頭。

實際上，美國許多研究中國政策的中國專家，大多將這樣一種理論掛在嘴上：「凡是有麥當勞的國家，彼此間絕不會發生戰爭」。這種說法很具象地、也很直接了當地將美國二十多年來對中國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做了簡明的註腳。這些學者都希望透過與中國的積極交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讓中國自然產生和平演變。在美國而言，對中國的新圍堵政策，其戰略目標是要以經貿文化資訊的交流，加上政治上的分化與壓力，造成中國的和平演變，因此在策略上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法。然而，近幾年來中國的發展卻與美國所期待的和平演變大相逕庭，甚至可能發展成為足以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的區域霸權，美國國內的輿論和強硬派開始強調「中國威脅論」，並批判「和平演變派」的理論，認為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聲勢在繼續上升，侵略性日漸高漲，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不能再輕信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一定能導致政治改革的起步和民主自由的實現。今年四月一日中美軍機擦撞事件所引發的種種危機及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趨強硬，事實上就可以看作美國對和平演變理論的反省的結果。

四、結語

許多人對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抱著不同程度的幻想，六四天安事件雖然給了這種幻想相當程度的打擊，但幻想並未因此而消失。「六四」到今年已屆滿十二周年了，中共現任的總書記江澤民是不可能去反省、平反「六四」的，因他本身就是「六四」的受益人，也因此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都還認為六四的鎮壓是鞏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措施，是反西方和平演變的正確選擇，前述在美國出版的《天安門文件》所引起的中共回應便是明證。

其實，這些事實都告訴了世人，江澤民目前所執行的鄧小平路線，其核心是把中央集權的、古典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社會主義體制，一方面他對毛澤東時代錯誤的經濟政策作了大刀闊斧的修正，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卻又要堅持共產黨獨裁體制，不允許民主、自由的存在，最近以來中國不遺餘力地鎮壓法輪功更顯示出中國政治路線遠比「六四」之前還保守。

然而，台灣有一些人近幾年來受到中國市場的吸引，掀起了一波波大陸熱，甚至視中國為台灣的救贖，高喊「大膽西進」、「錢進大陸」，似乎不到中國「卡位」，台灣將落入黑暗的深淵。「六四天安門」事件警示我們，中國為鞏固其獨裁政權，是會用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的，也可以犧牲經濟發展的利益的。「六四」的教訓頗值得熱愛自由的台灣人深思。

最後，我們以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六月三日軍隊開入北京城進行血腥鎮壓之前一日，接受自由撰稿人金培力訪問時所說的一段話，她說：「科學在我們只有在民主得到真正發揚以後，才能得到保證的。…科學和技術要化為生產力，但如果沒有政治民主的保證的話，那是沒有用的。」獻給珍惜自由民主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