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與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與鮮血

淚吻

作者：李政


中國的政治傳統，就是建立在權力均衡機制上的潛規則，並根據這種規則，為政治生活服務，權力潛規則是一個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犯了忌諱。一旦犯忌，其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輕則官位不保，重則性命堪憂。

中國專制體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險感最大的人。坐在權力巔峰上的帝王大多難以擺脫鬱結在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因為他擁有太多、太廣，所以他的擔憂也最沉、最重，這就像叫化子無論躺倒在哪裡都能鼾睡，而腰纏萬貫的富翁則一定要僱傭保鏢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樣。

帝王懷有太多的猜疑感，怕受人欺騙，怕被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別人取代，怕讓人推翻，怕被人誹謗，怕被人輕視等等。為了驅逐這種「怕」的主觀心理狀態，他們費盡心機為自己構起最嚴密的安全機制：高大厚實的宮牆，繞護三匝的警衛，嚴禁官員攜帶兵器進宮，級別再高的官員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夾持，兩把戟劍呈交叉狀擱在其脖子前……

帝王懷有的猜疑感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偏偏有那麼一臣子看不到這點，或有意或無意地來撥動帝王的這一敏感神經心弦，其結果當然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改革性的領導人，然而，他們最後的結局無一不是悲慘的。這也說明中國人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傳統觀念影響的深厚，傳統守舊勢力的強大。可是也正是由此，要成為一位改革性的領導人，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氣和犧牲精神才行。 在古代社會裡，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

何以會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國難行改革的原因歸結為老百姓不願改革，其實，這很不公平。
古代中國的改革，往往是由當權者首先推行的，同樣，也是由當權者首先阻止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願意，是否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老百姓都要被動執行。

當然，好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壞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抵制，但無論如何，百姓的好惡很難影響到統治集團的態度。改革的失敗，往往來自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

戰國時期商鞅變法的失敗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商鞅本來的名字叫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代。他青年時代就喜歡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認為只有靠嚴格的法令和嚴明的紀律才能使一個國家井然有序、充滿朝氣。但是，他的這種價值取向和衛國當權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鬱悶而孤獨地繼續發奮學習，以期將來能有用武之地。後來，他聽說秦國國君秦孝公勵精圖治，想要向東擴張、恢復秦穆公的霸業，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國境內求賢，這一消息觸動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圖的神經，於是，躍躍欲試，想到秦國去大展鴻圖。

到秦國之後，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薦，商鞅與秦孝公談論了治國之道。在陳說了成霸業之道與強國之術後，秦孝公對商鞅已是非常的賞識了，他立即決定任用商鞅治理秦國。

在商鞅與孝公討論政事時，秦孝公雖然被商鞅提出的霸業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無疑慮，因為通過和商鞅的交談，孝公知道要在當時的環境下成就霸業，必須先要移風易俗、變革法紀。而秦國雖然是一個西部大國，民風卻極為淳樸，國內的許多制度、習俗都是沿襲建國之時的部落遺風，所以秦國雖然因此擁有勇武之氣，卻同時因為這種舊俗而使貴族與領兵大將權力過大，帝王在國家大政方面的意願往往不能順利實現。商鞅的霸業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經過這些貴族與大將們的同意，可是商鞅準備實行的政策又多處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所以秦孝公很擔心變法革新能否成功。

為了探聽大臣們對變法的反應，孝公就讓商鞅與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時候各抒己見，展開辯論。
果然在論戰中，秦孝公所擔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們陳說出來了,而商鞅在場論戰中也毫不遜色,憑著敏捷的思維和縝密的考慮,一一駁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論點。

商鞅說：「要變革舊有的法令制度，肯定會有人懷疑我的動機和變法的效果，這不足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為的人，必然會被世人非議；有強烈的主見和高明的遠見的人，怎麼會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鈍平庸的人，對已經明朗的狀況都不能察覺；才智過人者，則能夠在事情還未曾萌芽時就推測到它的結果、一般的臣民，因為心智過於平常，不可以和他們謀劃創業之事，不過可以和他們同享輝煌的成就。談論至德的人往往與世俗難以相容共處，成就大功業者不會和眾人商議計謀。所以能夠使國家強大的聖人，是不會拘泥於固有的成法的；能夠為國民造福的聖人，是不會因循舊禮的。」

商鞅這一番長篇大論，讓秦孝公非常激動，馬上回應說：「說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龍見孝公明確支持商鞅，十分著急，上前進諫說：「商鞅說的不對。那些聖人，不會改變那些民眾的本質就可以對他們進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變原有的法紀，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現在我們這些執政者，想要教化民眾，一定就要針對民眾的特點，不必過分費自己的心智，也不必過分使民眾勞累，就可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循規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綱紀去治理國家，才能讓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讓民眾安定而不受驚擾。」

秦孝公並非一個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帝王，他聽到甘龍的話，有些心動。商鞅見狀，急忙上前說道： 「甘龍所說的道理，不過是世俗中平庸的見解而已。普通人當然願意安於現狀，服從於舊有的習俗，學者則往往被他們所聽到的和所學到的東西所蒙蔽，漸漸這些他們所學的和所聽到的東西成為他們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這兩種人，可以成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員，但是不可以和他們討論舊有的法紀之外的東西，因為他們只能看見眼前的東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頭腦僵化，不思進取。

請大王想一想，當年夏、商、週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擁戴的帝王，但是他們的禮儀制度卻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為使用不同的法紀而成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紀，而愚鈍者只能被法紀所約束；賢者可以改訂禮儀移風易俗，而不肖者卻只能拘於既有的禮儀、風俗。請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國都是那些畏縮不前、因循守舊的庸人，那麼什麼時候才能恢復穆公時的霸業，什麼時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業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摯說：「常言說得好，『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請大王好好想想這句話，如果沒有一百倍的利益，變法又有何用？不過是一場沒有意義的亂子而已。而且，師法古代作為執政的標準是沒有過錯的，遵循舊禮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啊。」

杜摯的話雖然沒什麼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擔憂，因為他就是怕一旦變革舊法，卻不能達到使秦國成為天下第一強國的目標，那樣不是空忙一場嗎？

正在此時，商鞅不慌不忙，進奏道：「治理天下不必用一個方法，管理國家也不必師法古人。想當初，商朝的大王成湯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沒有因循守舊而成就王業的，這一點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帝王商紂王，都是因為不知道在新的時代應該更改禮儀制度而導致亡國的。與古人的禮法相反，並不是錯誤的，而遵循舊有禮法的行為也不值得讚揚。」

商鞅對杜摯的語氣比較客氣，使本來劍拔弩張的氣氛稍稍緩和下來。滿朝文武見秦孝公明顯是傾向於商鞅，而且見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現，都不敢繼續上前與之辯駁了。其中一些頑固派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暫時不表態，準備日後再憑借自己的實力和威望來說服秦孝公。

孝公見商鞅已經在言辭上壓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說的都在理，便高興地說：「你說得太好了！」馬上封商鞅為左庶長，然後又指派他制訂變法的方案。這次朝堂上的議論，雖然以商鞅壓服群臣而告終，但是如果沒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辯，也無法控制局勢。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這次爭論而將矛盾完全暴露出來了，保守派雖然屈服於秦孝公，但他們對商鞅的仇恨卻因此而隱藏下來。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連坐之法，令基層百姓互相監督，而且編為基層的軍事單位；鼓勵軍功，在戰場上立功者予以重賞而私下鬥毆則從重處罰；勤於耕田織布的，國家進行獎勵，從事私人工商業的，要捉拿為國家做苦役；宗親王室如果沒有軍功，將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級秩序，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的標準。

這些變法內容，其中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標準的內容，嚴重動搖了宗親皇室的利益，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擁有與生俱來的高貴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戰、奮勇殺敵，還有失去這個尊貴出身的危險。所以，許多大貴族、保守派暗中反對，變法措施頒布一年多之後，秦國境內有一千餘人說新的法令實行起來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執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們想知道商鞅要如何處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進言說： 「我制定的新法能不能順利實行，關鍵在於上面的人能不能遵從。現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懲處，以後大王富國強兵的願望就很難實現。可是太子是您的親生兒子，也是秦國未來的帝王，是不能加以重責的，所以，我們最好用權宜之計。」

秦孝公見商鞅如此說，便聽從了他的建議。因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對他進行在臉上刺字或者當眾杖責的懲罰。最後，決定對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將太子少師公孫賈刺面，讓他們替太子受刑。

滿朝大臣知道這件事情後，都覺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懲罰，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處治太子的師傅，雖然打擊了保守派的氣焰，但保守派的實力仍然存在，沒有被連根拔起。這次事件也讓保守派和商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太子受到這樣的處罰，也是心中有氣。

這消息傳遍了全國之後，國人競相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大大增強了，經過幾次戰爭，佔領了鄰國魏國的大片土地，並將首都從雍城遷到了咸陽，勢力已經指向中原，時時都有向東進兵、進攻六國的可能。

商鞅在秦國做了十年的宰相，宗親皇室貴族們對他多有怨恨，因為他制定的新等級制度讓他們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勸告他，希望他為自己尋找退路。這時，有個叫趙良的名士見到商鞅，作了長篇的勸說，希望他不要貪污慕名，應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趙良還特別指出商鞅所面臨的危急局面，不僅來自皇親國戚們的怨恨，而且也來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難容的危難性。但商鞅過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覺得自己制定的法令嚴明如山，諒那些貴族也做不了什麼。可是他就是因為這種致命的自負，繼續對貴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壓政策，讓他們團結在一起，等待時機報復商鞅。

終於，在秦孝公去世後，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貴族們趁機以謀反的罪名狀告商鞅。商鞅無路可逃，最終被擒，身受車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殺掉。他死之後，因為他的法令確實對秦國的強盛有巨大的用處，所以，得以保留下來，被歷代秦國帝王所沿用。

商鞅被害，是由秦惠王下令進行的，看來與秦孝公完全無關。但仔細分析起來，事實並非傳說的那麼簡單。從秦惠王上台後的形勢變化看，秦惠王上台時尚未行冠禮，從後來的表現看也並無過人的才幹。而商鞅此時擔任大良造已10年，長期掌握軍政大權，顯赫一時。然而秦惠王一上台，便輕而易舉地除掉了他。顯然，如果沒有秦孝公的預先安排，秦惠王的順利得手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戰國策》中記載秦孝公病重時，曾提出把君位讓給商鞅，而商鞅沒有接受。這實際上反映了孝公在安排自己後事時對商鞅的試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喪失軍政權力，束手待擒的事實也明白告訴人們，孝公對其後事是作了精心安排與準備的。

從孝公生前行為來看，一方面表現了對商鞅變法與執政的支持，表現了對商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又始終把商鞅擺在變法與執法的第一線，使其處於矛盾衝突的中心地位，變法中守舊勢力的仇恨與敵意都集中到商鞅一人身上，特別是商鞅為變法而同太子一派結下的仇怨，成為商鞅未來的致命威脅。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孝公為緩和商鞅與太子之間矛盾而做過什麼努力，也看不到他為保障商鞅未來安全而採取過什麼措施。當然，為自己繼承人的前途考慮，由繼承者除去商鞅卻是有益無害的事，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在變法中受打擊的貴族出一口氣，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提高惠文王的聲望。

另一方面，變法的完成已使商鞅失去了原來的價值，且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年少的秦惠王難以駕馭的，這是孝公不會看不到的。因此，商鞅悲劇的發生就成了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ericlin0122

我想要~~~~~~~  

gaoshimeng

加油啊！！！！頂哦!!!!!  

英滨汐

谢谢楼主，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