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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與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與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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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7-25 19:14:0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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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政


中國的政治傳統,就是建立在權力均衡機制上的潛規則,並根據這種規則,為政治生活服務,權力潛規則是一個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犯了忌諱。一旦犯忌,其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輕則官位不保,重則性命堪憂。

中國專制體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險感最大的人。坐在權力巔峰上的帝王大多難以擺脫鬱結在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因為他擁有太多、太廣,所以他的擔憂也最沉、最重,這就像叫化子無論躺倒在哪裡都能鼾睡,而腰纏萬貫的富翁則一定要僱傭保鏢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樣。

帝王懷有太多的猜疑感,怕受人欺騙,怕被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別人取代,怕讓人推翻,怕被人誹謗,怕被人輕視等等。為了驅逐這種「怕」的主觀心理狀態,他們費盡心機為自己構起最嚴密的安全機制:高大厚實的宮牆,繞護三匝的警衛,嚴禁官員攜帶兵器進宮,級別再高的官員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夾持,兩把戟劍呈交叉狀擱在其脖子前……

帝王懷有的猜疑感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偏偏有那麼一臣子看不到這點,或有意或無意地來撥動帝王的這一敏感神經心弦,其結果當然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改革性的領導人,然而,他們最後的結局無一不是悲慘的。這也說明中國人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傳統觀念影響的深厚,傳統守舊勢力的強大。可是也正是由此,要成為一位改革性的領導人,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氣和犧牲精神才行。 在古代社會裡,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

何以會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國難行改革的原因歸結為老百姓不願改革,其實,這很不公平。
古代中國的改革,往往是由當權者首先推行的,同樣,也是由當權者首先阻止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願意,是否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老百姓都要被動執行。

當然,好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壞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抵制,但無論如何,百姓的好惡很難影響到統治集團的態度。改革的失敗,往往來自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

戰國時期商鞅變法的失敗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商鞅本來的名字叫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代。他青年時代就喜歡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認為只有靠嚴格的法令和嚴明的紀律才能使一個國家井然有序、充滿朝氣。但是,他的這種價值取向和衛國當權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鬱悶而孤獨地繼續發奮學習,以期將來能有用武之地。後來,他聽說秦國國君秦孝公勵精圖治,想要向東擴張、恢復秦穆公的霸業,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國境內求賢,這一消息觸動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圖的神經,於是,躍躍欲試,想到秦國去大展鴻圖。

到秦國之後,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薦,商鞅與秦孝公談論了治國之道。在陳說了成霸業之道與強國之術後,秦孝公對商鞅已是非常的賞識了,他立即決定任用商鞅治理秦國。

在商鞅與孝公討論政事時,秦孝公雖然被商鞅提出的霸業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無疑慮,因為通過和商鞅的交談,孝公知道要在當時的環境下成就霸業,必須先要移風易俗、變革法紀。而秦國雖然是一個西部大國,民風卻極為淳樸,國內的許多制度、習俗都是沿襲建國之時的部落遺風,所以秦國雖然因此擁有勇武之氣,卻同時因為這種舊俗而使貴族與領兵大將權力過大,帝王在國家大政方面的意願往往不能順利實現。商鞅的霸業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經過這些貴族與大將們的同意,可是商鞅準備實行的政策又多處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所以秦孝公很擔心變法革新能否成功。

為了探聽大臣們對變法的反應,孝公就讓商鞅與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時候各抒己見,展開辯論。
果然在論戰中,秦孝公所擔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們陳說出來了,而商鞅在場論戰中也毫不遜色,憑著敏捷的思維和縝密的考慮,一一駁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論點。

商鞅說:「要變革舊有的法令制度,肯定會有人懷疑我的動機和變法的效果,這不足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為的人,必然會被世人非議;有強烈的主見和高明的遠見的人,怎麼會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鈍平庸的人,對已經明朗的狀況都不能察覺;才智過人者,則能夠在事情還未曾萌芽時就推測到它的結果、一般的臣民,因為心智過於平常,不可以和他們謀劃創業之事,不過可以和他們同享輝煌的成就。談論至德的人往往與世俗難以相容共處,成就大功業者不會和眾人商議計謀。所以能夠使國家強大的聖人,是不會拘泥於固有的成法的;能夠為國民造福的聖人,是不會因循舊禮的。」

商鞅這一番長篇大論,讓秦孝公非常激動,馬上回應說:「說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龍見孝公明確支持商鞅,十分著急,上前進諫說:「商鞅說的不對。那些聖人,不會改變那些民眾的本質就可以對他們進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變原有的法紀,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現在我們這些執政者,想要教化民眾,一定就要針對民眾的特點,不必過分費自己的心智,也不必過分使民眾勞累,就可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循規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綱紀去治理國家,才能讓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讓民眾安定而不受驚擾。」

秦孝公並非一個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帝王,他聽到甘龍的話,有些心動。商鞅見狀,急忙上前說道: 「甘龍所說的道理,不過是世俗中平庸的見解而已。普通人當然願意安於現狀,服從於舊有的習俗,學者則往往被他們所聽到的和所學到的東西所蒙蔽,漸漸這些他們所學的和所聽到的東西成為他們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這兩種人,可以成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員,但是不可以和他們討論舊有的法紀之外的東西,因為他們只能看見眼前的東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頭腦僵化,不思進取。

請大王想一想,當年夏、商、週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擁戴的帝王,但是他們的禮儀制度卻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為使用不同的法紀而成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紀,而愚鈍者只能被法紀所約束;賢者可以改訂禮儀移風易俗,而不肖者卻只能拘於既有的禮儀、風俗。請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國都是那些畏縮不前、因循守舊的庸人,那麼什麼時候才能恢復穆公時的霸業,什麼時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業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摯說:「常言說得好,『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請大王好好想想這句話,如果沒有一百倍的利益,變法又有何用?不過是一場沒有意義的亂子而已。而且,師法古代作為執政的標準是沒有過錯的,遵循舊禮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啊。」

杜摯的話雖然沒什麼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擔憂,因為他就是怕一旦變革舊法,卻不能達到使秦國成為天下第一強國的目標,那樣不是空忙一場嗎?

正在此時,商鞅不慌不忙,進奏道:「治理天下不必用一個方法,管理國家也不必師法古人。想當初,商朝的大王成湯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沒有因循守舊而成就王業的,這一點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帝王商紂王,都是因為不知道在新的時代應該更改禮儀制度而導致亡國的。與古人的禮法相反,並不是錯誤的,而遵循舊有禮法的行為也不值得讚揚。」

商鞅對杜摯的語氣比較客氣,使本來劍拔弩張的氣氛稍稍緩和下來。滿朝文武見秦孝公明顯是傾向於商鞅,而且見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現,都不敢繼續上前與之辯駁了。其中一些頑固派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暫時不表態,準備日後再憑借自己的實力和威望來說服秦孝公。

孝公見商鞅已經在言辭上壓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說的都在理,便高興地說:「你說得太好了!」馬上封商鞅為左庶長,然後又指派他制訂變法的方案。這次朝堂上的議論,雖然以商鞅壓服群臣而告終,但是如果沒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辯,也無法控制局勢。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這次爭論而將矛盾完全暴露出來了,保守派雖然屈服於秦孝公,但他們對商鞅的仇恨卻因此而隱藏下來。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連坐之法,令基層百姓互相監督,而且編為基層的軍事單位;鼓勵軍功,在戰場上立功者予以重賞而私下鬥毆則從重處罰;勤於耕田織布的,國家進行獎勵,從事私人工商業的,要捉拿為國家做苦役;宗親王室如果沒有軍功,將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級秩序,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的標準。

這些變法內容,其中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標準的內容,嚴重動搖了宗親皇室的利益,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擁有與生俱來的高貴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戰、奮勇殺敵,還有失去這個尊貴出身的危險。所以,許多大貴族、保守派暗中反對,變法措施頒布一年多之後,秦國境內有一千餘人說新的法令實行起來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執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們想知道商鞅要如何處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進言說: 「我制定的新法能不能順利實行,關鍵在於上面的人能不能遵從。現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懲處,以後大王富國強兵的願望就很難實現。可是太子是您的親生兒子,也是秦國未來的帝王,是不能加以重責的,所以,我們最好用權宜之計。」

秦孝公見商鞅如此說,便聽從了他的建議。因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對他進行在臉上刺字或者當眾杖責的懲罰。最後,決定對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將太子少師公孫賈刺面,讓他們替太子受刑。

滿朝大臣知道這件事情後,都覺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懲罰,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處治太子的師傅,雖然打擊了保守派的氣焰,但保守派的實力仍然存在,沒有被連根拔起。這次事件也讓保守派和商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太子受到這樣的處罰,也是心中有氣。

這消息傳遍了全國之後,國人競相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大大增強了,經過幾次戰爭,佔領了鄰國魏國的大片土地,並將首都從雍城遷到了咸陽,勢力已經指向中原,時時都有向東進兵、進攻六國的可能。

商鞅在秦國做了十年的宰相,宗親皇室貴族們對他多有怨恨,因為他制定的新等級制度讓他們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勸告他,希望他為自己尋找退路。這時,有個叫趙良的名士見到商鞅,作了長篇的勸說,希望他不要貪污慕名,應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趙良還特別指出商鞅所面臨的危急局面,不僅來自皇親國戚們的怨恨,而且也來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難容的危難性。但商鞅過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覺得自己制定的法令嚴明如山,諒那些貴族也做不了什麼。可是他就是因為這種致命的自負,繼續對貴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壓政策,讓他們團結在一起,等待時機報復商鞅。

終於,在秦孝公去世後,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貴族們趁機以謀反的罪名狀告商鞅。商鞅無路可逃,最終被擒,身受車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殺掉。他死之後,因為他的法令確實對秦國的強盛有巨大的用處,所以,得以保留下來,被歷代秦國帝王所沿用。

商鞅被害,是由秦惠王下令進行的,看來與秦孝公完全無關。但仔細分析起來,事實並非傳說的那麼簡單。從秦惠王上台後的形勢變化看,秦惠王上台時尚未行冠禮,從後來的表現看也並無過人的才幹。而商鞅此時擔任大良造已10年,長期掌握軍政大權,顯赫一時。然而秦惠王一上台,便輕而易舉地除掉了他。顯然,如果沒有秦孝公的預先安排,秦惠王的順利得手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戰國策》中記載秦孝公病重時,曾提出把君位讓給商鞅,而商鞅沒有接受。這實際上反映了孝公在安排自己後事時對商鞅的試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喪失軍政權力,束手待擒的事實也明白告訴人們,孝公對其後事是作了精心安排與準備的。

從孝公生前行為來看,一方面表現了對商鞅變法與執政的支持,表現了對商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又始終把商鞅擺在變法與執法的第一線,使其處於矛盾衝突的中心地位,變法中守舊勢力的仇恨與敵意都集中到商鞅一人身上,特別是商鞅為變法而同太子一派結下的仇怨,成為商鞅未來的致命威脅。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孝公為緩和商鞅與太子之間矛盾而做過什麼努力,也看不到他為保障商鞅未來安全而採取過什麼措施。當然,為自己繼承人的前途考慮,由繼承者除去商鞅卻是有益無害的事,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在變法中受打擊的貴族出一口氣,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提高惠文王的聲望。

另一方面,變法的完成已使商鞅失去了原來的價值,且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年少的秦惠王難以駕馭的,這是孝公不會看不到的。因此,商鞅悲劇的發生就成了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臉書網友討論
發表於 2011-7-22 00:34:18 | 顯示全部樓層
我想要~~~~~~~  

版主招募中

發表於 2012-10-6 01:05:49 | 顯示全部樓層
加油啊!!!!頂哦!!!!!  


發表於 2012-11-3 15:15:08 | 顯示全部樓層
谢谢楼主,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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