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淚吻

從1644年清軍入關算起至此已四十個年頭，幾乎兩代人的時間。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滿清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後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遊牧民族往往能憑藉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然而在佔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後，他們都永遠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麼統治漢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 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征服漢人。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漢人都殺 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只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徵調的命令。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只有剛創制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複雜的條文。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有鑒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面還不算嚴重。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嚮往和傾慕。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鏽，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再往更遙遠的歷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兇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都通曉漢語漢文。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皇太極、多爾袞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瞭解。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懷憂慮。祖先的前車之鑒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鐘。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只是鏡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就象楊堅代周那樣。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髮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髮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髮式風俗習慣等。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髮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髮式那也差強人意。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層，還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奧秘。那就是外觀的相同可以營造一重“同類項”的感覺。全國所有的人都剃發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就似乎失去了依據。說華皆華，說夷皆夷。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族同化。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因為起碼在服式髮式上已無可把漢人滿人加以區分。恍然間漢人可以體認這個政權並非外來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權，所以也就不容易萌發將其驅離的念頭，那麼滿清也就可以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滿洲貴族為改換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為他們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國“屬夷”的身份來統治不論從經濟、文化還是人數、地域上都遠遠高於他們的漢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毀漢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改換衣冠可以造成一種“同類化”的假像，避免漢人因“華夷之辯”“夷夏大防”引發“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從而保證自己的長久統治。因此，滿清在對待漢式冠服的政策問題上，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這種深謀遠慮決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動，更不會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軟。（佚名《清初漢族人民反剃發鬥爭的悲壯昭示》）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立場上來評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歪曲歷史。１７世紀的中國人還不可能“進步、超前”的“覺悟”到“超越民族正統論” “維護民族團結”之類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國人對後金（清）的認識，不過是一個和自己仇殺過半個世紀的“韃虜”，對努爾哈赤，明人始終以“奴酋”稱呼之。加之清軍入關之後的兇殘、暴虐，傳統上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使得漢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外來政權。儘管滿洲貴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暫時維持統治，但要漢人從心理上認同這樣的異族政權，恐怕非常困難，而這樣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關係著滿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萬人敵視、仇恨的目光，滿洲貴族和清廷統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實。因此，必須致力於“同化”，獲得漢人的認同，避免漢人因髮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
剃發易服、殺人屠城之後，還必須銷贓滅跡，這就有了滿清政府的另一項重要“德政”—文字獄。魯迅先生對之亦有深刻論述：“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兇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史學巨擘章太炎先生論述說，“隆慶（明穆宗年號）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書，其陰騭不後於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辯種族……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俄羅斯滅波蘭易其語言，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中國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奮自立，且絕其由?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褒虛美，專以駕言狂曜，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騭于秦哉！”（章太炎《哀焚書》）
著名歷史學家吳?也論述說：“在二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為了貫徹奴化政策，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現存的作者一被舉發，充軍，殺頭，籍沒連接一大套。留下來的成績是一大部經過抽改，經過“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庫全書，一大套禁毀書目，和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的仇恨。 滿清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單憑一點有限的武力，和由這武力所締構的窮兇極惡的專制政權，來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來這一手文化殺戮。”(原載上海《民主週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漢人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漢人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漢人弄成俯首貼耳的奴隸！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殺；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漢人，尤其漢族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異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對此，魯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 ……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魯迅《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其實，剃發易服政策，並非女真--滿洲統治者的專利，歷朝歷代，每逢漢族人民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時，常常伴隨剃發易服的悲劇發生，滿清只不過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會年間就曾向漢人下令削髮，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過要漢人薙發令，即令在京士庶須剃發為蒙古族裝束。（《中國古代服飾史》周錫保1984年9月版）明初，漢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又恢復漢族衣冠“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紀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強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對漢人強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體內容見下。
吐蕃佔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據《張淮深碑》載，當時“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落蕃漢人從此不得不形遵辮發，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內心銜怨含恨近百年而無路申屈。” 《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繈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發、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這一系列政策無非是想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消滅民族差別，希望漢人從一出生就把自己當成吐蕃人。
  吐蕃的這種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個河隴地區推行。但落蕃的漢人並沒因身著蕃裝、口言蕃語而生出一顆吐蕃心來，他們依舊懷念著大唐，依舊記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們蕃服、蕃語、漢人心。當唐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在龍支城，數千老人向他邊稽拜邊哭泣著，他們向劉元鼎詢問大唐天子現在還好嗎，其中一位說“我們跟隨軍隊在此沒蕃，現在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還紀念我們這些可憐的落蕃之臣嗎？大唐的軍隊何時到來呀？”說到這裏，已經嗚咽地說不出話來。劉元鼎悄悄問他是哪里人，他說原是豐州人氏。“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己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漢人更是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於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後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上同）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後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唐代元稹的《縛戎人》詩說：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發。
    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孫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
    老者儻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漢民，便恐為蕃心。
吐蕃統治下的漢人，無時無刻不懷念著大唐和痛恨著吐蕃。落入蕃中的漢人，除了公開的反抗以外，還常常計畫出逃，在白居易的《縛戎人》中有雲：
    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系毛帶。
    唯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還實行: 統治形式遊牧化、土地實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統治者實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區的人民，但實際上，吐蕃與佔領區其他民族間的矛盾始終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實行反而激發了落蕃人民“永拋蕃醜”的鬥志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