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徹底消失的危機與中國服飾的尷尬

淚吻

可以想像，一旦漢人哪天忘記了那段歷史，不再認同漢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飾，那麼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滿清佔據中國之後，和中國同處一個文化體系的朝鮮、日本，對滿清中國的態度大為轉變：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象徵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瀋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蒙元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只是“一衣帶水”。”（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朝鮮李朝把滿清視為犬羊夷狄，私下裏，稱清廷為“虜廷”，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滿清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朝鮮王室的“反清複明”秘密計畫》原載《世界華人》2004年第1期）
滿清政府自己呢？閉關鎖國，閉目塞聽，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儼然以“天朝上國”自居。滿清貴族接過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專制主義衣缽，並將其發揚光大，將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世界統統稱為“夷狄”，真可謂“人不知自醜，驢不知臉長。” 至於胡服辯發，“強迫既久，習與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則蓄發之久，則以蓄發為安；辮發之久，則以辮發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人人都拖豬尾巴，誰不笑話誰。
19世紀，這種封閉的局面，隨著半殖民地的門戶打開而開始改變，到20世紀前後，外出留學的清國留學生成為第一批剪辮的中國人。斷辮的直接原因，無非是滿清的辮子受到外國人的極端蔑視，甚至有許多留學生因為忍受不了“豬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學。1903年，留日的湖北學生組織出版《黃帝魂》一書，在其中的《論發辨原由》一章中，痛陳發辨之罪“凡我國人所到之初，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槍斃轟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可謂受盡屈辱！並且認為，發辨之俗，極其醜陋“頭剃其半，拖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更是大聲疾呼：“拖辮發，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譯言拖尾奴才）者，何為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發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鄒容《革命軍》第2章 革命之原因）
魯迅先生回憶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隨著同盟會的成立、壯大，現代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反清排滿”的呼聲日益高漲，滿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為緩和尖銳的民族、階級矛盾，緩解內外交困的趨勢， 1906年，清王朝“下詔”稱，準備“仿行立憲”，但還不肯放棄滿式辮發、衣冠，拉那氏給“皇族內閣”又提出立憲原則，聲稱“一曰君權不可侵損，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辮發不准剃，四曰典禮不可廢。” 這一點垂絕之前的掙紮也不能阻擋歷史潮流，迨後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通電全國，三百年前“剃發易服”的舊事又被提起“辨發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沿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民國肇造，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下“剪辮令”：
“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辮發之制，悉叢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淄流，以終餘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汙，作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複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就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孫中山《命內務府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忘記歷史，不過卻沒有恢復華夏衣冠，甚至沒有恢復對民族對華夏衣冠的認同。孫中山等人把滿清的辮子視為“奴性”的象徵和民族壓迫的奴隸標記，務必將其剪除淨盡而後快。“以除虜俗而壯觀瞻。” 辮子自然是必須剪除的，但卻沒有恢復漢服。大概是由於革命黨人思想比較西化激進，致力於宣傳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帶、寬衣大袖在這個時候，也被視為傳統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的象徵，而予以拋棄。加上當時沒有能力對漢服進行系統研究，只有戲裝殘存，反而給人戲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眾習慣性等等諸多原因，以至於沒有恢復。
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對恢復漢服充滿期望。據魯迅先生回憶說，南社的眾多文人，“渴望著光復舊物”，寄希望於民國政府，希望能夠恢復“漢官威儀”。按照他們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滿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帶、寬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實際情況令他們非常沮喪。其實，包括魯迅先生自己，當時都抱有這種心態。不過仍然有人進行了實踐，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在當時轟動一時。不僅如此，錢玄同還根據《禮記》的記載，發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會推廣。不過從總體來看，民國初年恢復漢服的社會基礎是脆弱的，畢竟滿清對漢服的絞殺、摧殘是毀滅性的，滿清的剃發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髮式、衣冠傳統蕩然無存，不僅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出現了困難，其影響無論怎麼估價都不過分。   民族服飾的真正意義在於，她是一種民族認同的標誌，沒有統一的認同標誌，就沒有統一的穩定的民族認同心理，民國初年漢族服飾的混亂，使得孫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適當之服飾以需應之”的感歎與焦慮。
      辛亥革命後，激進的革命黨人根據日本學生服制定了中山裝；而一些保守的知識份子索性穿起了滿清遺留下來的馬褂；中間派在服裝問題上則選擇了改良主義。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裝”。本來旗裝是指旗人（不論男女）穿的袍服，但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旗裝，是指192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式女裝。這種新式女裝是在舊滿式女旗裝的基礎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緊身合體，並加大了服裝外露程度，充分顯露出女性的身體曲線美。新式旗裝最早在上海的女學生中開始流行，一時間穿新式旗裝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象徵。到1930、1940年代，旗裝進入全盛期，成為中國女性的標準服裝。當年倡導剪辮的孫中山先生，卻在他的陵寢內立著身著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則一生衷愛旗裝。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據漢式傳統服裝設計了寬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凱的皇帝夢如曇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漢族傳統服飾也成了“封建殘餘”被丟進了的角落。
革命黨人提倡的中山裝太為西化，沒有什麼東方的特點，外國人也沒有把中山裝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來理解。而旗裝則東方風味濃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博得一個洋名“CHINA DRESS”，旗裝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稱為“CHINA BUTTON”。但大多數洋人並不知道所謂“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與占中國人口 90％以上的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繫，即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更沒有華夏民族的文化蘊涵。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中國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著辮子的滿清人打扮。
偶爾翻看一日本人繪製的漫畫“水滸傳”，裏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辮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繪製的征氏姐妹“打敗”馬援漢軍的宣傳畫，其中的東漢官兵居然也拖辮子！亞洲國家尚且如此，歐美洋人自不必說！可怕的是，中國的傳媒還在拼命給國人強化這一印象，甚至許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辮子當成華夏民族的“專利”，如此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自我醜化，淪為萬國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讓炎黃子孫汗顏！
漢服在中國本土消亡了，但卻在我們的鄰邦——東瀛日本落地開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幾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飛鳥時期”（6世紀至710年）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開了全面向中國學習的大門，在之後約300年間，大量的“譴唐使”和東渡的僧侶、學者、工匠、技術人員，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產技術、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大量傳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進、吸取唐代漢式服裝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稱為“唐服”，雖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傳統漢式服裝的基本特點：上衣下裳相連、沒有衣領、右衽、衣袖寬大、用衣帶、不用衣扣。不過和服和標準的唐代漢服還是有些區別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歷史上的唐代漢服比較起來，稍顯拘束、小氣，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種寬容、大氣、自信、傲岸的氣派，這也是環境使之然：島國之人畢竟沒有唐代中國人那種寬闊的胸襟與博大的胸懷。最具反諷意味的是，終生拖著辮子，以滿清忠臣自居的封建餘孽辜弘銘，到東瀛，見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後，竟然流著眼淚感歎：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國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實際上，自從滿清佔據中國，日本對古典華夏的心理認同就逐漸消退，乃至變成對現實清國的鄙夷與仇視。在滿清最興盛的時代，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當時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當時辮發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就要喜歡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所以打心眼裏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滿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像中的中華人物，已經大不相同，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裏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裏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滿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滿清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麼差異？儘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儘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鮮、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沖繩）的民族服飾也受到漢服的影響。朝鮮、越南立國上千年來，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國當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飾、髮式都和中國相似。（朝鮮、越南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其中，朝鮮古稱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武帝元封二年，定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唐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稱交趾，秦始皇始設象郡，漢武帝元鼎五年，定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漢末改稱交洲，唐初始稱安南，置安南都護府，治地河內；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國直屬郡縣，西元968年，丁部領建立丁朝，開始成為獨立的封建王朝，自稱“大瞿越國”。）  在服飾上，尤其是宮廷禮服，國王、大臣的朝服，幾乎就是中國漢族王朝宮廷禮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試以朝鮮末代國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國王保大所著之弁冠、兗服來看，與明朝宗藩服飾如出一轍，不過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顯得小一號而已，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禮數，不能超過宗主國。以漢族帝王的正式禮服——冕旒兗服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鮮、越南是六旒的。朝鮮的民族服飾至今還在延續，越南的民族服飾持續到法國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殘留。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日本、朝鮮、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繫逐漸減少，心理隔閡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鮮，表面上，迫於清廷的威勢，按期前來“朝貢”；實際上，對清廷充滿怨氣，背地裏把清廷稱為“虜朝”，把滿清皇帝稱為“胡皇”，並堅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禎紀年，一直延續到崇禎二百六十五年。朝鮮人認為，滿清統治中國，“華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華”自居.
滿清佔據中國之後的兩百多年間，與中國南疆山水相連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著明式衣冠，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來的許多珍貴照片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可以明確的反映出這一點，（附圖）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駐雲南府（今昆明）的法國領事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著龍袍的照片，（附圖）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古代皇帝的龍袍或者中國戲曲中的裝束，實際上，方蘇雅所著之服，乃是安南國王的朝服，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裏，“漢服”就是古裝或者戲服。顯然，這一切都得益於滿清統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書上關於琉球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寬到達琉球。12世紀，琉球群島出現南山、中山、北山三國，分別在琉球群島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國開始向明政府朝貢，從此成為中國的藩屬。1416年?1429年，中山國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統一的琉球王國，並接受明廷的“冊封”。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琉球由滿清政府於1879年割讓給日本。流球語言主體為閩南語，原居民多是由東南沿海的漢人遷徙過去的，至今，許多琉球人仍然身著明式漢服。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旗人的馬褂，卻叫“唐裝”。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繫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占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又痛心無比！
結語：
   歷史，是不能泯滅的記憶，華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暫時的，她的復興也是必然的！因為，任何政治和權力都是暫時的，而美是永恆的！文化是永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