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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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康乾盛世的皇帝確實勤政,但他們都在忙什麼呢.  
1.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  
2.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 1/6，近於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清朝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鉅賈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讚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近年來有的同志在鐵產量上做了些統計（表8）。統計表明，我國鐵產量隨著大動亂而明顯地波動著。宋代鐵產量比唐代有一個大的進步，但經過戰亂和分裂．南宋產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鐵產量仍然未達到北宋水平。明代有個大發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國的鐵產量在世界各國中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到十七世紀，俄羅斯鐵產量在其他各國中最多，也只不過為二千四百噸，與我國永樂初年鐵產量九千七百噸相比，數量質量都相差甚遠。但到清代初期，經過明末大動亂，再加上政府嚴禁開礦，冶金業衰落了。康熙皇帝于西元1675年還諭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悉不准行"。對於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 在明末遺民眼中卻是個"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康乾盛世的質量,可見一斑.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醜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甯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