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際杭州市民的社會生活

淚吻

公元1126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破了北宋的開封城，北宋隨之滅亡。南逃的貴族趙構於1127年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南宋，延續著宋朝的歷史。但是在最初日子，這個朝廷並沒有自己的安身之處，為了逃避北方遊牧民族的追擊，被迫不斷轉移，時而建康（南京）、時而紹興、時而平江（蘇州），甚至逃到海上避難。但是隨著紹興和議的簽訂，局面也隨之穩定下來，南宋終於選擇杭州作為自己的都城。

宋高宗定都杭州，不是因為杭州城的重要性，也不是因為杭州城過往的歷史。在它周圍的南京城似乎更加適合作為都城。除了離易受侵略的邊境地區有一定的距離之外，杭州作為都城的唯一好處就是它那讓人陶醉其中不能自拔的山水風光 。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下 ?西湖好處》中對杭州有這樣的描寫：「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台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

讓我們來看看杭州的地理情況。杭州地處江南古陸南部邊緣、長江三角洲南沿和錢塘江流域，地貌複雜多樣。西北部和西南部系浙西中低山丘陵區，主幹山脈有天目山、白際山、昱嶺、千里崗、龍門山，群山起伏，溝谷幽深。山地和丘陵都有喀斯特發育和帶狀平原分佈。東北部和東南部屬浙北平原，地勢低平，河網密佈，具有典型的「江南水鄉」特徵。杭州土壤以紅壤和水稻土為主，適宜於多種植物生長。杭州江河湖泊眾多，水力資源豐富。錢塘江由西南向東北，流經全城大部分地區。杭州土地面積，山地丘陵約占66％，平原約占26％，江河湖泊等水體約占8％。杭州處於中北亞熱帶過渡區，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豐沛。杭州的自然環境，為工農業生產和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條件。

在擁有了這樣優越地理環境的基本因素之後，人口的增加則成為了杭州發展的直接條件。北方連年的戰亂和南宋的建立，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繼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之後的又一個新的人口南遷高潮。而新都杭州則成為了南遷的首選之地。人是社會的主體，一定數量的人口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人口是構成社會生活主體並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組成的社會群體 。南宋杭州人口的激增，使得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上對宋元杭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所以杭州的人口問題成為研究杭州市民社會生活的第一個關注點。

我們沒有辦法從當時官方文獻的記載中準確的得知杭州人口數目，但是1275年的杭州城完全不同於上個世紀的杭州城，已經從一個江南的普通的省會城市發展成為擁有上百萬人口的大都市，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同時期歐洲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不過數萬人 。到了宋元之際，《夢梁錄?卷十九?塌房條》的記載「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州郡」。 「附郭甚大，民居之稠密，過於城中」， 「每自一門迤邏外出，距離凡有八里」。

馬可波羅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 中寫道：「行在城甚大，周圍廣有百里。」 從杭州的城市規模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窺見杭州人口規模的龐大。面對如此龐大的城市人口，如何對其採取合理有效的管理是政府最為關注的問題。中國歷朝歷代對於人口情況的詳細登記制度同樣在杭州城實行。即使在被外族蒙古人佔領後，仍然有相應的人口登記措施。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寫道：「尚有一事須言及者，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書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內諸人之名於門上，畜牲之數亦開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則除其名，若有一兒生則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數，大汗皆得知之。蠻子、契丹兩地皆如是也。」

西方學者認為儘管中國傳統社會有這樣那樣的人口控制措施，但是對於人口生育並沒有太多有效的控制，使得人口增長迅速。但是在宋元時期，杭州甚至整個東南地區都流行「生子不舉」，這是民間自發控制人口數量。
「生子不舉」又叫做「洗兒」，就是父母溺殺嬰兒來控制子女數量。這個沒有所謂的性別歧視，無論男孩女孩都是一樣的。當時人們的理想子女數為二個男孩一個女孩，如果超出了這個範圍，「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 「生子不舉」之風的盛行，讓南宋朝廷不得不採取相關的措施來阻止，但是「以立禁賞，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隱。」 究其流行的原因，對於下層家庭來說，生下一個本來不想要的孩子，意味著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還有沉重的身丁錢負擔。

宋元普遍存在的諸子平均分產行為也讓本來就不多的遺產將被分得更細。究其性質而言，可以看成完全是一種民間以人為的因素來控制家庭人口增長的行為。 不過溺嬰的現象很多是發生在鄉村，而杭州的人們則傾向於將新生兒遺棄在大街上。棄嬰頻繁的出現，南宋朝廷除了發佈禁令以外，同時還採取慈善救濟措施。「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馬可波羅在自己的行紀中也有相關的記載：「（南宋）其國諸州小民之不能養其嬰兒者，產後即棄，國王盡收養之。」 負責收養嬰兒的機構被稱之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莊」，這可謂是宋朝的獨創，宋亡後，元朝並沒有出現類似的機構。

杭州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城市，但是城市發展緩慢。從建城到南宋定都於此，城市規模都沒有很大的擴展。北方諸省的移民潮使得杭州居民人數在南宋建國最初的十年中急劇猛增。這些移民中大多數都是來自開封和北方各省的達官顯貴，在當時的環境下如何安置他們，南宋政府破費了一番功夫，想盡了一切可行的辦法，最後連寺院都被允許成為他們的安身之處。

於是住宅的大規模興建開始了，為的是解決新增人口的住房問題。但是杭州處於水鄉之地，成片的可用土地少之又少。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下，勢必要求興建高密度的建築。《夢梁錄?卷十?防隅巡警》中寫道：「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馬可波羅遊記》也有相關的記載：「（南宋國王）經行城市時，若見某家房舍過小，、轍詢其故，如答者為屋主過貧，無資使房屋高大，國王立出資，命將其屋擴大而美飾之，俾與他屋相等。設若房屋屬於富人，則命其立時增高。職是之故，其蠻子都城之中，凡有房屋悉皆壯麗。」

以上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高層建築對於杭州城的市民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政府在住房問題的困擾下，也採取積極的支持態度來鼓勵房主將房屋加高或者是建築高層建築。但是房屋仍然缺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租房來安身，《夢梁錄卷十八恩霈軍民》中記載了關於房屋租金的情況，「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賃居，還僦金或出地錢，但屋地錢俱分大中小三等錢。」租金的具體金額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從《夢梁錄卷十八恩霈軍民》中頻繁出現朝廷頒布延期繳納房租的詔令可以得知房租對於普通的城內居民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

人口稠密區高層高密度的竹木結構的房屋大量修建，讓火災的頻繁發生有了前提。 「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多為風燭之患」 ，「蓋房屋用木建築。火災時起也」 ，「蓋若火警報告不速，全程一半將成灰燼」 從這些當時的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杭州城火災的頻發和損失的嚴重。其實，北宋開封府就面對著嚴重的火災問題。為了解決住房問題而大興土木，但是火災也隨之頻繁發生，這就迫使杭州官府採取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成立專門的組織機構——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消防部門。

政府在各個住宅區設置專門的機構，派駐人員，建立望火樓，有士兵日夜輪流值班，發現有火災發生立刻發出警報，白天用旗幟指明方向，晚上則用燈來代替。旗幟或者燈的數目多少則表示火災發生的相應單位 。政府出資配備了「防虞器具、桶索旗號、斧鋸燈籠、火背心等器具」 ，一旦火災發生，消防士兵必須第一時間到達現場撲滅大火，如有延誤，軍法處置。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部門的設立不單單是為了消防，也負責社會治安。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

蒙古人佔領杭州之後，保留了這一制度。在杭州火災仍然的頻繁的情況下，消防滅火的任務依然重要，但是元朝統治者又賦予了這個部門新的任務——「防備城中居民叛亂之事」 。採取南宋杭州城所沒有的燈火管制措施。宵禁以後巡邏的士兵發現有人家仍然點燈，便會在這家人的門上留下記號，第二天早上他們便會被法官傳訊，如果沒有合理的理由，就要受到處罰。同樣在宵禁後還在街上行走當場就會被拘捕送交法庭 。這樣的嚴厲措施限制了杭州市民晚上的活動，使得杭州的夜市也被迫關閉，這對杭州市民的生活影響甚大。

除了官方的消防措施外，面對嚴峻的火災問題，杭州市民也有自救方法。就是在每個街區建立石塔。發生火災的時候，附近居民便將自己的物品藏於其中。有錢人的做法更有過之而不及，「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並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便利。」 儘管政府和民間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人口的不斷激增和火災的頻繁發生讓杭州城的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民以食為天。按道理，杭州百萬人的糧食供應問題應該比住房問題讓官府頭疼，但事實上卻要輕鬆很多。「蘇杭熟，天下足」，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占城稻等優質稻米的廣泛種植， 讓江南地區糧食產量穩步上升，稻米成為了杭州市民的主食。「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捨、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 ，「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如此可見杭州城大米日需求量之大。但是杭州周圍農業人口不斷湧入城市和土地的大量非農用化，讓城市周圍的稻米生產能力無法滿足這麼大的需求量，所以「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

豬肉也是杭州市民大需求量的消費品。在杭州被稱為「肉市」的壩北修義坊，每天都要屠宰數百頭生豬，供應城內的茶館飯店，「自三更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除了「肉市」以外，在各個街區都有私人開豬肉店舖。所以當時人才發出「杭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的感歎。糧食原料的充足供應讓杭州的飲食業迅速發展起來。飲食行業成為了杭州第一大行業，市民宴飲、品茗成風。

據《都城紀勝》記載：「京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設。」 這些店舖都還保持北方飲食習慣，以適應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連南宋皇帝趙構也懷念鄉情，要去品嚐一下宋五嫂親手烹製的北方魚羹美味，因此，「宋嫂魚羹」這道名菜一直流傳下來。另外「南人吃米，北人吃麵」。杭州人是以米飯為主食，後因北方流寓人多，麵食驟然增加。北方食品和南方食品兩百多年在杭州交匯讓杭州市民「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

杭州高密度的人口分佈和城市佈局，對城市的公共衛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掏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閒處。人家有泔漿，自有日掠者討去。杭州戶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已。」

從上面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我們可以估計當時杭州已經擁有了完整統一的施政管道工程，是為城市中所有的市民服務的，並且由政府來進行相關的管理工作；第二，當時的杭州政府每年春天都會派專人負責清掃街道，疏通下水道，否則在7、8月來臨的時候，瘟疫將會迅速蔓延，在這個人口過剩的城市中大肆荼毒生靈。清掃乾淨後，垃圾會被用船隻運送到鄉間的荒地進行處理；第三，杭州的富人們家中普遍有專門的廁所，但是中下層的市民卻仍然使用馬桶，有專門的清潔工會每天上門收取糞便，這大概是城市周圍農業使用肥料的主要來源，所以居民——清潔工——農戶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合作關係，各自的利益相互掛鉤，互不允許侵犯，要不然就要對簿公堂了。

另外，杭州市民們極其講究個人衛生，這一點在對洗澡的熱衷上得到充分體現。當然，在當時的中國洗澡的習慣表現出了極大的地區性差異。一般來講，南方的中國人比北方的中國人勤於洗澡。不過當時的四川人是出名的怕洗澡，《癸辛雜事?續集上?蜀人不浴》中寫道：「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可是，杭州城內無論貧賤富貴都喜愛洗浴。馬可波羅記述道：「包圍市場之街道甚多，中有若干街道置有冷水浴場不少，場中有男女僕役輔助男女浴人洗浴。

其人幼時不分季候即習於冷水浴，據說，此事極適衛生。浴場之中亦有熱水浴，以備外國人未習冷水浴者之用。土人每日早起非浴後不進食。」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杭州的浴場數目眾多，杭州市民幾乎天天光顧於此，從小便習慣於冷水浴並且將此和養生之道聯繫起來。而習慣於土耳其熱水浴的外國人也可以在杭州城內的浴場中得到相關的服務。有意思的是，有的杭州小販「有浴堂門口賣麵湯者，有浮鋪早賣湯藥二陳湯，及調氣降氣並丸劑安養元氣者。」

我們對於杭州城市民生活的簡單描述缺乏完整性，還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沒有涉及。但是我們可以不容置疑，讓我們再一次引用馬可波羅的話13世紀的杭州是「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13世紀杭州的發展是長時期的經營形成的，是人類自公元1世紀以來征服自然的成就。同時，這個城市也證明了人類的天資以及他們統轄其所居世界的能力。它是人類智慧和毅力的具體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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