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士為何一去不復還 荊軻慷慨赴秦的心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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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士為何一去不復還 荊軻慷慨赴秦的心態解析【文?王書輝（作者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史記．刺客列傳》

易水送別是《史記》荊軻傳當中最為憾動人心的一幕。在司馬遷豐富深刻的筆法之下，荊軻視死如歸、慷慨赴義的形象深植人心，同時也成為古今許多騷人墨客詠歎感懷的主題。陶潛在〈詠荊軻〉裡這麼描寫易水送別的場景：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築，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我們從淵明的詩中，可以感受到荊軻臨行時英氣勃發的雄心壯志，但與之相襯的卻是生死別離的蕭索悽寒，無怪乎清人蔣薰評此詩「摹寫荊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了。然而，荊軻若果真是為了「君子死知己」的理念而慷慨提劍赴秦，這「知己」指的是誰？荊軻在易水河畔高歌時，心裡掛念的是「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而當司馬遷提筆至此，他的心裡又想著什麼？

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卷九中說：

左太沖、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沖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餘謂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概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雲：「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葛氏贊同揚雄之說，固然有欠公允；但前段分析荊軻失敗之因，並據以推想荊軻臨行時的心思，卻頗具啟發性。我們知道，在《史記》書中，「士為知己者死（用）」這一命題集中於〈刺客列傳〉，且重複達三次之多：

1.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

2.聶政曰：「……嚴仲子……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

3.〔聶〕榮應之曰：「……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

然則「知己」二字實是理解〈刺客列傳〉的關鍵鎖鑰。可我們若是因此認定荊軻刺秦的動機是為了報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恐怕就太辜負司馬遷的史筆了。

荊軻傳的首段，寫荊軻在衛國時，曾「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一國之主遭外力強迫遷徙，實與亡國無異。司馬遷雖未明言荊軻之術，但顯然是將徙遷之事歸咎於衛元君不聽其言，也就暗示了其內容實與抗秦救衛有關，而荊軻正是一名有謀略且肯主動請纓為國獻策的治國良才。

荊軻既被衛君拒於門外，只得行遊天下，另謀發展。司馬遷寫他曾先後與蓋聶、魯句踐不合，但荊軻總是低調行事，不與人正面衝突。這顯然是為了凸顯荊軻遇事鎮定、能忍小忿，明哲保身以求全身而退的人格特質，而這正是成大事者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然而，始終未遇伯樂的荊軻，來到燕國之後仍是飽受冷落，只能「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縱酒高歌之際，荊軻藉機一澆心中塊壘，既「相樂」而又「相泣」。這是英雄滿懷雄心壯志卻又無處請纓的孤寂之淚，正如陳桐生先生在《史記名篇述論稿》書中所說：「這是英雄渴望被人理解、被人賞識和尊重的深情呼喚，這是英雄從靈魂深處發出的要求建立不朽聲名的吶喊！」（頁217?218）在這樣的心境之下，當燕國處士田光「知其非庸人也」，甚至願把他介紹給太子丹，並說：「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此時的荊軻對田光將是何等地感激！而當田光不惜自刎以成全自身人格的完美時，荊軻的內心又當是何等地震憾！

田光自刎，肇因於太子丹本是出自善意的提醒：「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然而田光卻認為「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所謂「節俠」，是戰國士林對於自我人格修煉的最高準則。司馬遷在〈遊俠列傳〉裡指出遊俠必須做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連行為「不軌於正義」的游俠都尚需如此，然則以「義」為規範的人格情操又將是何等地崇高！

當太子丹提出刺秦計畫時，明哲保身的荊軻本是遲疑推拖的，畢竟太子丹所提的計畫是如此冒進而不切實際。然而在太子丹「前頓首，固請毋讓」的堅持之下，荊軻只得勉為其難地應許。荊軻是個重然諾的人，既然答應要為太子丹效命，自無再行推遲之理，但是眼下要執行的是如此艱難的任務，太子丹指派的副手秦舞陽又是個不中用的傢夥。（司馬遷只以「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十字，即已傳達秦舞陽只是個好逞兇鬥狠的地痞惡徒而已。）在此情況之下，荊軻不得不自力救濟，設法敦請自己信得過的朋友同行。此時的太子丹非但不替荊軻設想，卻反而急切地催促荊軻上路，甚至懷疑荊軻已然反悔而情急說出「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的話來，這話顯然激怒了荊軻，回罵道：「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這話不正表現了荊軻不僅期許自己成功執行任務，同時還希望能獲得一線生機、平安返燕的願望嗎！荊軻又向太子丹說道：「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這正是向太子丹抱怨秦舞陽無用，帶著這樣的副手入不測之彊秦，實難成事，亦即郭嵩燾《史記劄記》卷五上所說：「荊軻意謂凡事當出萬全，故有所待，欲與俱，豈能為豎子之行，一往而不顧哉！」而今太子竟又認為遣秦舞陽入秦亦可成事，這對荊軻是莫大的羞辱。

在此之前，《史記》描寫了太子丹給予荊軻的生活待遇是如何地優渥，然而當時荊軻是以怎樣的眼光看待太子丹，我們卻無從推測。但是無疑的，當荊軻被太子丹激怒時，太子丹的私心毫無掩飾地暴露出來。荊軻滿懷雄心壯志來到燕國，受田光的提拔而結識太子丹，他本以為這將是自己一展抱負的大好機會，但這時卻發現自己只不過是太子丹的殺人工具而已。他在易水邊上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並且「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其實就是向太子丹提出控訴。「風蕭蕭兮易水寒」是借景說情，道出他在認清太子丹的真實心態之後，內心感到極度的失望，一如河水般滄涼；「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則唱出了荊軻自知起事將敗、身死異域的悽愴，同時也是告訴太子丹：此行任務倘若失敗，責任不在荊軻的無能，而是太子丹的急躁冒進所致。所以我們可以說，荊軻之所以明知將死卻仍慷慨成行，絕非因為太子丹曾經如何善待於他，而是為了回報田光的知遇之恩，為了效法田光追尋完美的人格典型。在荊軻傳裡，只有田光一人明白荊軻的才能與心思，田光與荊軻二人的人格特質是相通的。田光的死，既成全了節俠的完美人格，同時也預示了荊軻的悲劇結局。

司馬遷在〈刺客列傳〉中評論：「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這「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兩句，無疑是司馬遷內心的深切想望；而追求大義的理想人格，則是司馬遷對戰國節俠思想的憧憬，並透過〈刺客列傳〉加以展現。司馬遷繼承了戰國士林的文化心態，強調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並堅定捍衛個人的人格尊嚴，因此在他身罹宮刑之辱後，即積極地尋求復仇之道。我們之所以常在《史記》各篇章裡感受到對當權者的批判，其實就是司馬遷復仇心理的投射。〈刺客列傳〉強調「士為知己者死（用）」的觀念，以田光和太子丹的人格形象相對比，或許也是對漢武帝經常濫施威嚇刑罰、不顧臣民尊嚴的行為的諷刺。試想，一個有能力、有理想，肯為國家社會貢獻心力的人，是多麼期待能夠遇到賞識自己且能讓自己發揮才華的明主。然而倘若遇到的是一切以自我私心為前提，對人才的專業與尊嚴毫不在意的領導者，還會有誰願意向其效忠，並且引以為榮？大環境不能提供舞臺，能人志士仍可追尋屬於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成全自我人格生命的完美；至於執迷不悟的領導者，歷史總會以其特有的方式給予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