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已經不具價值，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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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位在多少代人的眼中都被看做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門票，而現在，它已不再能保證薪水的穩定增長了。

問問貝亞．杜因(Bea Dewing)就知道了。1986年獲得馬里蘭州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的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這是她第二個學士學位──之後，她幾乎不間斷地享受加薪，最終在堪薩斯州的斯普林特公司(Sprint Corp.)擔任數據建模員，年薪89,000美元。然後，2002年，斯普林特解雇了她。

56歲的杜因說，她覺得自己最多只要幾周或幾個月時間就能找到工作。但恰恰相反，接下來的六年中她在求職道路上處處碰壁；她開了一間網吧，但是沒能成功，幹過一些數據處理方面的臨時工作和低級職位，也曾經回復過數百個職位招募廣告，但都無功而返。

最低潮的時候是在2004年左右，斯普林特──現在的Sprint Nextel Corp.──的一個招募人員打來電話，職位與她兩年前失去的工作類似，但薪水只有她原先的三分之一。

今年4月，杜因終於在阿肯色州本頓維爾的沃爾瑪連鎖公司(Wal-Mart Stores Inc.)總部的IT部門找到了一份與老本行差不多的工作。她也因此搬到了本頓維爾。她現在的薪水經通脹因素調整後比2002年的薪水低了20%左右，但她認為自己很幸運，也更明智了。

她說，學歷絕不是就業的重大保證，它是種基本要求，沒有它，你根本就不會被許多專業職位納入考慮範圍。

廣告多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薪水上漲通常遠高於通脹率。但如今已好景不再。在始於2001年、現在似乎正在終結的經濟擴張時期，大部分美國勞動者的薪水經通脹因素調整後都沒有增長，甚至連擁有大學學歷的人也是如此。政府的粗略統計表明，經通脹因素調整後，擁有學士學位的勞動者周薪去年較2006年沒有上漲，比2001年的水平更是下降了1.7%。

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為數更多、更為商品化，也更容易遭受曾經僅限於藍領工人的公司裁員的影響。如今，僱主想從員工身上得到的東西更專、更抽像、也更難在大學裡學到。

當然，擁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的薪水仍然比僅有高中學歷者高出75%左右，失業的可能性也比後者低。然而，據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賈裡德．伯恩斯坦(Jared Berstein)搜集的數據，雖然這種所謂的「學歷薪資優勢」比1979年時的40%有所上升，但自2001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

伯恩斯坦和其他經濟學家們使用的大部分統計數據都沒有長時間對單個勞動者進行跟蹤，而是對所有職工的年度總體情況進行對比。這樣一來，這種趨勢似乎就不應歸因於低薪年輕職員的流入或是起薪的下降；伯恩斯坦說，考慮到年齡、種族、婚姻狀況和居住地等因素時，趨勢還是一樣的。

這裡有多種經濟因素的作用。全球化和科技發展已令能讓勞動者獲得高薪的技術種類發生了改變；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技能都無法在大學課堂裡學到。與前人相比，如今的大學畢業生更有可能要跟教育程度較高的移民以及海外職員競爭。

問題並不在於經濟增長不足，本世紀大多數時候經濟都十分強勁。伯恩斯坦說，問題更多地在於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都流入了一小部分人手中，因為他們擁有許多人所不具備的特定技能和資產，而這一點並不一定與你的教育背景有很大關係。簡而言之，想要讓薪資增長跑贏通脹，擁有大學學歷通常是必要的，但是還不夠。

對於這種情況，經濟學家們首先將原因歸結為全球化和科技發展，這些因素促使僱主非常看重那些為少數人所掌握的深奧技能。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和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認為，上世紀90年代，在中層管理及某些專業職位上曾經由大學畢業生做的工作可以更容易地在海外或是在家以電腦完成。這種情況壓低了這些職員的薪水，但工作內容更為抽像、更具創造性的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卻水漲船高。

事實上，在金融領域中從事基金管理、投資銀行及公司法等相關業務的小部分高薪人士的薪資水平漲勢驚人，因為直到一年前信貸危機爆發時，金融環境以及由美國領軍的金融全球化還都算得上是形勢一片大好。

理查德．斯皮策(Richard Spitzer)就是上述受益者之一。1995年，他獲得了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東亞研究專業大學學位，2001年又從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學院畢業。他所供職的紐約公司現在名為Dewey & LeBoeuf，專門為保險公司處理複雜的法律事務。在這家公司，斯皮策專攻「災難債券」。保險公司將這類債券銷售給投資者並給付利息，除非發生地震、颶風等意外災難造成嚴重人員傷亡。

35歲的斯皮策說，精通此類證券的專家可能算是稀有物種了，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的公司也是寥寥無幾。他通常會在一樁交易上花兩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確保給付時機或觸發事件定義等細節之處足夠精準，以免日後出現糾紛或違約。

自2001年加入公司以來，斯皮策的薪水已經翻了一倍，達到26.5萬美元，與同類公司的薪資水平一致。

但並非所有大學生都能這麼幸運；許多人的薪水和工作安全係數要低得多，非名校出身的人尤其如此。同樣，雖然一些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也很走運，但他們的技能已不再像20世紀80年代早期該學科方興未艾時那般稀缺了。如今的大學畢業生必須要和在美國或海外工作的數萬名同樣資質過硬的外籍勞動者展開競爭。

這一點有助於解釋杜因的經歷。她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裡長大。她父母都是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的幫助下上的大學，該法案為軍人及部分家屬提供學費。他們的六個孩子中有四個都擁有大學學歷。1979年，杜因獲得了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政府與政治專業學士學位。幾年後，已成為了單身母親的杜因決定攻讀計算機科學方面的學位。

她大學畢業後先是在聯邦政府工作，薪水相當於現在的35,000美元。她說，有16年的時間裡她找工作根本就不成問題。本世紀初，她最終進入斯普林特，從事數據庫設計──這一名為「數據建模」的專業在學校課程設置中不太常見，它往往需要實際經驗。

2002年，因電信行業崩潰而舉步維艱的斯普林特出現裁員浪潮，最終在13個月裡裁掉了15,000名員工，杜因也是其中之一。她留在堪薩斯城，在網絡招募版塊中發佈簡歷。招募人員打來電話時，她通常會將期望薪資定在跟原先差不多的水平。隨著時間流逝，一張聘書都沒有收到的杜因將期望薪水一降再降，最終到了60,000美元。她發現自己在跟外包公司招來的印度籍員工競爭職位，後者所持有的往往是H-1B這樣的臨時工作簽證。

就在幾個月前，杜因接到了沃爾瑪招募人員的電話。在面試中，考官在她遠離專業6年後如何保持自己的數據建模技能的問題上步步緊逼。她解釋說，在斯普林特時，她重新開辦了一個數據建模員專業協會在堪薩斯城的分會，而在被解雇之後的很長時間裡，她還繼續參加相關的研討會，受邀專家會交流這項技術的最新進展。她甚至還把自己那間「短命」的網吧也搬了出來，說明自己有能力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

杜因說，得到那份工作時，她覺得自己好歹又重歸專業圈了。雖然如此，杜恩還是深切地體會到，任何職位都可能不夠牢靠，而且大學學歷本身也實在說明不了什麼。她說，初級職位的競爭十分激烈，僱主會問：「除了上大學，你還做過什麼？」而在IT行業，擁有程序設計方面的多種實際經驗確實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