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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日軍有個“窩囊廢”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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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7-20 17:07: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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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第四師團位於大阪的司令部,雖然該部隊打仗不行,但司令部卻比其他部隊的氣派得多。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戰中的日本軍隊個個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時的日軍中有一支以戰鬥力差而聞名的另類部隊,它就是號稱“皇軍中第一窩囊廢師團”的大阪第四師團。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在文章《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中,曾詳細描述了第四師團的各種佚事。有意思的是,這支著名的“弱旅”在戰後竟保留了自己的番號,直到今天,日本陸上自衛隊中仍編有第四師團這支部隊。

  大戰前官兵集體裝病,暴怒指揮官坐鎮醫務室

  大阪第四師團成立於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販走商組成,是日軍中的資格最老的師團之一。這支部隊下轄四個聯隊,配備了一流的武器裝備,堪稱日軍“精銳”。然而它成立沒多久,“窩囊廢”的名聲就傳遍了整個日軍。尤其是第四師團的核心部隊——第八聯隊,因為在日俄戰爭中屢戰屢敗,獲得了“敗不怕的八聯隊”綽號。

  此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第四師團再沒上過前線。不過,這並不等於它沒有表現“勇敢”精神的機會。1933年,第四師團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闖紅燈,結果和員警發生衝突,師團長寺內壽一為了“維護大日本皇軍的尊嚴”,毅然帶兵砸了員警所,史稱“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師團在日本國內的“武勇”可見一斑。

  1937年,因駐華日軍兵力吃緊,日軍大本營將第四師團調到中國東北,劃歸關東軍序列。怎樣才能讓這支部隊煥發戰鬥精神呢?日軍大本營著實費了一番心思,結論是指揮官對於一支部隊的戰鬥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於是日軍大本營先後調來幾位名將整訓該師團,例如綽號“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擔任過師團長,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師團沒辦法。

  精訓兩年後,第四師團終於有了露臉的機會。1939年,蘇聯與日本在中蒙邊界的諾門檻地區發生戰爭,關東軍下令駐紮在偽滿洲國北部的大阪、仙台兩師團緊急動員,增援前線。仙台師團(即第二師團)接到命令後,強行軍4天從海拉爾趕到諾門檻,抵達戰場當天就投入戰鬥,但很快就被蘇軍打了個落花流水。

  與此相反,第四師團的出動命令雖然下達,卻遲遲不動。原因是動員令下達後,師團內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滿營都是因為五花八門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動的日軍聯隊長在狂怒之下,親自坐鎮醫務室參加診斷,這才勉強組織好部隊向前線進發,“聯隊長改行當大夫”的笑話也就此在日軍中流傳開來。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第四師團的士兵們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極怠工。從海拉爾到諾門檻,第二師團走了4天,第四師團卻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員掉隊。湊巧的是,第四師團先遣隊到達前線的當天,蘇日宣佈停戰。消息傳來,掉隊的第四師團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樣迅速跟了上來,連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帶病”趕赴前線,一邊還在萬分懊喪地抱怨居然沒有機會打上一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時候,齊裝滿員、精神飽滿的第四師團,成了日軍中最威武的部隊,而率先趕到戰場的第二師團卻丟盔卸甲、傷兵滿營。關東軍負責新聞宣傳的軍官實在看不過去,提起筆把日軍報紙呈上審查的《我無敵皇軍第四師團威勢歸來》新聞標題改了一個字,變成了《我無傷皇軍第四師團威勢歸來》,拐彎抹角地嘲諷了這支“軟蛋”部隊。

  儘管出盡了洋相,但第四師團運氣卻相當好,因為當時侵略華中地區日軍戰事吃緊,急需增援,日本軍部只好放棄追究第四師團,急調其南下增援。第四師團搖身一變,又成了日軍精銳的第十一軍中的一員。

 “有第四師團參戰,本來能打贏的仗,也會打輸……”

  其實,第四師團的名聲,中國軍隊早有耳聞,早在徐州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就遇到過一支“奇怪的日軍”。當時,面對日軍合圍,李宗仁指揮四十萬大軍巧妙地跳出了日軍的包圍圈。但中國軍隊突圍後已是人困馬乏,重裝備也丟失了很多,戰鬥力銳減。在過魯蘇皖邊境一條公路的時候,疲憊的中國軍隊忽然發現路上出現了一支裝備精良的日軍部隊。

  因為部隊已十分疲憊,中國軍隊發現敵軍後驚惶失措,混亂地離開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區。奇怪的是,過了很久都沒有日軍追來,中國軍隊的指揮官驚奇之余派人打探,卻見那支日軍絲毫沒有追擊的意思,相反,日軍還在公路兩側堂而皇之地燒起飯來。這支奇怪的日軍部隊正是第四師團的南進支隊。

  由於剛剛跳出日軍包圍,形勢仍十分危險,中國軍隊只好橫下一條心,硬著頭皮橫穿公路而走,結果竟一路平安。事後,南進支隊的部隊長卻以“嚴格遵守作戰紀律”為由向上級解釋道:“沒有得到對中國軍隊進行截擊的命令。” 

  消息傳到中國軍隊耳朵裏,“大阪的日本兵不會打仗”的說法就流行開來。每次戰鬥,中國軍隊一聽對手是“大阪師團”,往往士氣大增,搶著和第四師團交戰。剛到前線的第四師團猝不及防,接連吃了幾個窩囊的敗仗,甚至牽連了友軍,以至於友鄰部隊向十一軍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師團參戰,本來能打贏的仗,因為敵軍士氣大振,也會打輸……”

  自此,日軍第十一軍指揮官只好讓第四師團專心在後方“待機”了。曾有一次,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惟幾不信邪,派第四師團在長沙會戰中打主攻,結果第四師團一進長沙就被趕了出來,全線潰敗。守長沙的國民黨軍隊是薛嶽所部精銳,也只有阿南這種榆木腦袋會用第四師團當主攻。

  鑒於長沙會戰中的表現,第四師團成了日軍的“喪門星”,哪個軍都不要它,大本營只好將其改為直轄部隊。這下第四師團的兵有的吹了:“老子當兵就在甲種師團,開戰時屬於關東軍——精銳,仗打起來在十一軍——還是精銳,最後十一軍裝不下我們了,只好改大本營直轄……”

  “保命最重要”成時髦道別語,投降後在美軍營前擺地攤

  第四師團雖說窩囊,但畢竟是甲種師團,老兵多。由於日軍作戰損失很大,急需補充老兵,便不時抽調第四師團官兵補充到其他師團。當時,日軍各部的臨別致詞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師團,戰況較好時就說“武運長久”;情況不妙時就說“九段阪見”(靖國神社在東京九段阪)。然而第四師團的官兵告別時,卻常說“禦身大切”,翻譯過來,即“保重貴體”、“身體第一”,或者乾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後來,日軍在進攻衡陽和芷江時遇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戰鬥一開始,來自第四師團的老兵又故伎重演,從軍官、士官到老兵紛紛入院,消極但合理地拒絕作戰。當負傷的日軍士兵到醫院的時候,那些“養病”的第四師團“前輩”們還要問:“你為什麼要這樣玩命啊?”當被問到自己為何不願意參戰時,這些“病號”卻豪氣沖天地說:“聽說這次出擊我們是擔任佯攻的,這很沒有意思,如果是主攻麼,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嘍。”

  1942年4月,第四師團被調往菲律賓,參加對科雷吉多爾要塞的最後攻擊。這一仗第四師團一反常態地進展順利,圓滿完成任務,最終在巴丹半島的美菲軍全部投降。事後才知道這並不是第四師團的功勞,而是菲律賓的美菲軍已被切斷補給多日,靠“鹽和青菜”活著已經好幾個月了,一觸即潰一點兒也不新鮮。此後,第四師團在日軍戰線後方不斷調轉,始終沒有再參加大的戰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第四師團正在泰國的曼谷附近休整。與其他不肯接受戰敗命運的日軍部隊不同,第四師團的投降與回國進行得異常順利。當全體面色紅潤、身體健康的第四師團官兵出現在日本港口時,本土那些營養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驚。統計下來,第四師團是日軍南方軍中戰死最少、裝備物資保留最完整的部隊。美軍對這個師團的評價是“愛好和平”。而第四師團回國後,也馬上體現出這一特點來,回國後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軍兵營前,整齊地擺開攤位,兜售起戰爭紀念品來。

  大阪商販蔑視皇權,不願充當戰爭炮灰

  第四師團為什麼在日軍中這樣獨樹一幟呢?作家司馬遼太郎認為,這是大阪的獨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農民依附于擁有土地的諸侯(即大名),而諸侯服從于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係嚴格,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也是二戰中日本軍隊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是著名的商業城市,居民多與商業有關,對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圍繞著苛捐雜稅等問題,大阪人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和大名鬥智鬥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那就更談不上了。於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雖然在二戰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軍國主義的蠱惑,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能不死還是不死。看待上級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習慣“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到底。甚至第四師團內部還制訂了所謂“無益的犧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戰鬥不要參加”、“窮途的敵軍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則。

  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在《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的最後部分,對第四師團做了一小段總結,說得真是有幾分道理,“如果日本的軍隊都像第四師團這樣,大概中日之間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了吧?要是這樣,也就不會有日本的戰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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