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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兵廈門與孫文惠州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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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7-20 17:15: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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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因而向滿清政府下壓力,以保持台灣的安全為藉口,屢向清國政府主張不把福建割讓於他國的要求,於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清日兩國之間訂立了「福建省不割讓條約」,此條約的簽訂十分有利於日本對中國華南的入侵。但此條約卻引起了英、美、俄、法等列強的注意,認為是日本欲指染福建的前奏。
日本更進一步在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光緒二十六年)一月,新設立一特定的政務機構稱「對岸事務掛」,使之統轄和福建、廣東的有關政務。二月滿清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低頭,將從淡水逃抵廈門的台灣抗日三猛之一的簡大獅(請參閱p30)逮捕。並以日本國之匪徒為由,接受日本的引渡將簡大獅遞解出境,簡大獅被引渡押返台灣後,在三月十一日被絞死於台北監獄的刑場內。
四月二日至二十四日間台灣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由台灣到廈門。官式上是表示日華親善,又同時在廈門開設「台灣銀行」之分行,及連絡台灣富戶林維源(台灣民主國國會議長)等買辦商人。五月一日,在廈門開設台灣銀行支店,準備充足的資金與眾多行員。
一九○○年歲次庚子光緒二十六年在五月時在中國北京城發生了發生義和團的全面暴動。六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八國組聯軍二萬名,七月十四日佔天津、八月十四日佔北京。
日人認為時機成熟以日本帝國主義極其露骨的陽謀,欲混水摸魚,強將清國把中國南部地方,尤其福建省,完全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 。日人由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陸軍大臣桂太郎(曾任台灣第二任總督),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等四人,並設計一個事件由兒玉與後藤二人來執行。
但義和團的動亂僅限於中國北部地區,滿清政府也十分戒心防範,怕波及中南部,並防止日本有藉口占領廈門。但日方廈門特派辦理公使室田,提出清國必須逮捕抗日台灣人,並列出名單,計有賴阿乾、黃文開、林清秀、蘇力、蘇俊、黃曉潭、王赤牛、許紹文、吳清秀、陳俊卿、許木春等十一名,並強力要求引渡。
在另一方面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與陸軍大臣桂太郎,獲得明治天皇的敕許,於八月二十三日向兒玉總督秘密下達訓令。訓令要兒玉總督在台灣準備要軍隊步兵一大隊、砲兵二中隊、工兵一中隊,配合在廈門港外的日本「和泉」艦,隨時待命,以便出兵襲擊廈門並達成佔領。
八月二十四日凌晨零時三十分,位於廈門仔頂街的日本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火災。日人依據此火災製造了出兵廈門的藉口。
八月二十六日後藤新平秘密啟程從台灣抵廈門,以執行既定政策。並計劃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台灣的日軍大隊人馬自基隆港出港急航廈門。八月三十日後藤新平預料等陸軍部隊一抵達量立即在三十日向清國以「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的火警是中國暴民向日本攻擊為藉口,向清官員發出最後通牒。並預估會遭到拒絕,於是準備在翌日(三十一日)凌晨五時展開軍事行動。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廈門同時流傳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的火災是日人自導自演的醜劇,因東本願寺的二位住持高松與片貝被居民看到先行搬出私人物品然後再發生火災,故判定是日人自行縱火。除此之外又謠傳「最近台灣總督府將派遣數千名兵員赴廈門與福州」。因此,清國與歐美列強早已察知該寺火災是日本的藉口,欲進行私自強占廈門、福建。尤其是去年日清的「福建省不割讓條約」,引起列強的注意及防範。於是清國向日本提出抗議,俄國也於二十六日向日本提議撤兵,接著英、美、法、俄等均以實際行動派遣軍艦至廈門,準備陸戰隊登陸,大有不惜一戰的態勢,以阻止日本在馬關條約後占領台灣又想來占領廈門。
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事前未獲通報,得知日本軍將占廈門及列強的強烈反彈,急急尋找解決之道,得到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的協助,又得到傾國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提出中止派兵廈門。這項提議獲得明治天皇的核准,在二十八日晚上十時,中止派兵的命令正式傳達兒玉總督,兒玉聽命雖極不願意但也立即命令將已乘船出發的作戰部隊自廈門港外停止進兵廈門並轉向回台。兒玉總督,對上級政府態度突然轉變表示強烈抗議,並提出辭呈,不過,明治天皇特派遣敕使以阻止其辭意。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國革命軍領袖孫文 (孫中山) 認為廈門事件是一項良機。故化名為「叫仲」渡海來台,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訂立「密約」,乃以台灣總督援中國革命為交換條件,表示可以把廈門委於日本之手(參閱藤井森昇三「孫文研究」一九六六年p32-36)。
孫文向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請求援助推翻滿清支持惠州起義。後藤新平、兒玉總督皆同意並約定「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藉口,等日軍占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因此,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以承諾援助孫文起義,意圖利用惠州事件,做為延續尚未冷卻的廈門事件之大好機會。(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 向山寬夫著 楊鴻儒譯 p60-67)
孫文在台灣停留四十二天,期間向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提出革命計畫,請求援助,也獲得兒玉總督對補給武器彈藥,以及派遣現役軍人指導之承諾。九月二十八日孫文轉往淡水,在台灣遙控在廣東的武裝起義。並在十月八日,孫文指示,在中國的革命志士鄭士良(號弼臣),在廣東省的三州田發動惠州事變的軍事起義,革命軍也以優勢攻略惠州。
話分兩頭說,在日本因廈門事件引起,引發日本國內政爭,山縣內閣於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總辭,次日(二十七日)由立憲政友會總裁伊籐博文為首的伊藤內成立組閣。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的交惡在一八九四年清日甲午戰爭時期,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出席大本營(戰時所設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的協議機構)會議,撤換了無視參謀本部方針,一意主張進攻北京的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這次伊藤博文再次組閣。
然而新的伊藤內閣,卻對中國的革命支援又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伊藤內閣下令台灣總督禁止對中國的武裝起義提供任何協助,要求在台灣的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執行,並嚴令孫文離開日人所統治的台灣。孫文此時得知無日人武力的支援助及配合,革命成功機會喪失,不得不派日本人上田良政在十月二十八日,向鄭士良說明得不到日援的因由,並立即解散革命軍。可是為時己晚,滿清軍隊全力反擊,革命軍慘敗,鄭士良逃亡香港,而日人上田良政卻被清軍逮捕並遭殺害。
兒玉總督的侵華構想也煙消雲散。原本有一個大計劃是對中國的福建、廣東二省實施,將並計畫寫出一篇名為「廈門事件始未及對岸將來之政策」的備忘錄。
伊藤內閣之成立對台灣的影響是,原逃亡在廈門的台灣抗日義民軍人物,因日政府的政策改向得以不被押返台灣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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