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台灣人的劊子手第十任長官費爾勃格(1649-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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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費爾勃格(Nicolas Verburg)於一六四六年為高級商務員，駐波斯總管。
一六四九年升為第十任大員長官。
在一六四九年時，荷蘭的日本長崎商館日記曾記載：「據大員的長官和評議會稱，來自中國的貨品日益減少，但從中國逃來大員的人卻日日增多，達七千人之譜……」其後又有記載：「通詞左衛門和孫兵衛來館稱，『吾等與中國大官的談話時得知，在大員的漢人有超過萬人以上，漢人有攻佔荷蘭城堡的謠傳……』」
一六五○年(永曆四年)荷人治台的全盛時期，全島番社降伏者二九三社，據荷人「番社戶口表」，更多達三一五社。人口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五人，漢人有一萬五千人。但原住民人口在七年後(一六五七年)卻減少成為三萬人，番社又減為一六二社。人口減少之因除了被荷蘭人屠殺外，原住民不堪受虐，集體逃亡至深山，躲避荷蘭人的統治。其實在荷據時期原住民人口，全島大約是四、五十萬人。換言之，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五人是在荷蘭人管轄下，繳付人頭稅、人頭附加稅的人數。
在居住方面：一六五二年，位於一鯤身島上熱蘭遮城東邊的大員市規模已擴大了許多，十八年前這裡只有兩條東西走向的街道，及一條南北向的街道。十八年後，大員市已有三條東西向的大街道，以及三條南北向的街道，彼此交叉。所有街道的寬度約在二十至三十公尺之間。這些街道把該市鎮劃分成數個長方形的建築區，並不像在中國或日本常見的正方形格局。大員市所有街道都舖了路面。大員港灣在荷蘭人初至時，便發現並不十分理想，大型船隻無法直接進入內海，必須停泊於外海，颱風季長達五個月，每年多次的颱風嚴重威脅停泊於外海的船隻。又水道日漸淤淺，在一六五二年時測得二十四年間水深少了二呎半。使得大多數的商船必需在外海裝御貨物。
普羅岷西亞部份，也有巨大的變化。一六二五年時，荷蘭人曾嘗試在這裡建設主要的居住地區，但由於北線尾沙洲的漢人拒絕搬來此處，加上許多荷蘭人來此後染上瘧疾，因此一六二五年之後，普羅岷西亞的建設便陷入「睡眠狀態」。在一六四八年前後，普羅岷西亞市才突然繁榮起來。人口激增的主因是中國的明朝政權滅亡，清朝政權崛起。朝代變更的戰亂，迫使大量漢人難民湧入了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短短三，四年間，普羅岷西亞的民屋從零落的三十幾間，增到一百七十五間。由於蜂湧而來的漢人難民隨處建造房屋安身，顯得相當凌亂。荷蘭人對此大為不滿，便下令重新規劃整建。經過整建後的的普羅岷西亞市鎮，有一條通往內陸的主要街道，三條與主街交叉的短街。主街的寬度約為二十五至三十公尺。這條主街在荷蘭人離開台灣數百年後，仍然是這座城市主要的大動脈，這條大街就是今日臺南市的民權路。
一六五○年(永曆四年)，荷蘭人在赤崁(今之台南市)築成第二城寨。
一六五○年，輸出砂糖達八萬擔等。
一六五一年，荷人向台灣漢族移民抽取人頭稅，每年得二十萬盾。
在一六五二年以前，荷人為節省經費，很多行政工作都交給當地漢人的頭目們辦理。利用大小結首制，由指定的頭目們向佃農收土地稅。一六五二年台灣人革命則是一個分水嶺。荷蘭人進一步加強控制全台的行政工作，由原在各地測量土地的土地測量師昇任成為代理長官(亦即地方官)，負責行政工作。
一六四二年，荷蘭人才開始在地圖上呈現赤崁耕地與耕地之間的界線。這一年，荷人命令甘蔗佃農，必需在所租的蔗田周圍種植各種果樹代替土垣或竹籬。一方面把耕地的界線標示得比以前更為清楚，另一方面也可生產水果。同時每年辦理的耕地租約手續已成為半永久性的租約。
因費爾勃格操守不良，上樑不正下樑歪，全台灣籠罩在腐化的官僚體系下，一六五二年九月暴發了郭懷一的農民革命。費爾勃格不求內部改革，反而以炮火強大的軍力彈壓，集体屠殺九千名台灣漢人農民，旋即向巴達維亞要求調職。當時來自國姓爺(Kok Seng Ya, Kuo Sing ye)鄭成功的壓力日益增加，費爾勃格並向巴達維亞報告：「在中國韃靼人與國姓爺的戰爭中，國姓爺失利，台灣很可能成為國姓爺最後的去路……」
一六五二年，荷傳教士 D. Gravius 向東印度購一百二十一頭牛，分與蕭?社原住民。
費爾勃格卸任後仍然在東印度服務二十年。在巴達維亞時期對台灣最後一任長官揆一的請求、意見、說明，都採取反對的立場。儘量將揆一醜化。
一六五四年升為東印度評議特別委員，
一六六七年升為巴達維亞副總督，
一六七五年為船隊司令，攜帶無法証明來源的財產三十五萬盾返回荷蘭。(以一六三九年的大員帳冊上記錄十二月二十七日當長官來時，士官殺一隻豬給士兵……計3-1/2里耳。四月十一日殺一頭豬給隨同長官而來的士兵……2里耳， 1里耳=2.5盾，故35萬盾也就是等於四萬頭到七萬頭豬，或大尉145年的收入，或營長580年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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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年 鄭成功據金門、廈門，對抗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