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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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底，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敗退來台，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
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治謎思」(Political myth)。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因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既然是蔣介石維護其政權的理論基礎﹐便不容許懷疑和挑戰。如果有誰敢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

歷史上任何一個惶惑不安的政權﹐必然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警猴?震懾人心之效。蔣介石為了在台灣建立穩固的統治，透過兩套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法制來進行﹐一為戒嚴法﹐一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革命之際﹐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這個戒嚴令，於翌日5月20日清晨起生效，於是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期。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的各項自由，受到嚴重箝制﹐因此有黨禁?報禁?出國旅行禁…。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才解除﹐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在戒嚴統治的同時，又配合著所謂的「動員戡亂」，使得台灣籠罩在十足的威權體制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於 1948年5月9日﹐當時蔣政權還在南京﹐距行憲不到5個月﹐就透過這個條款﹐凍結了憲法的部份條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擴充蔣介石總統的權力。蔣介石敗逃來台後﹐在「動員戡亂」的「臨時」體制下﹐不僅過去在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成不變套在台灣身上﹐而且各種嚴峻惡法﹐紛紛出籠﹐例如「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成為整肅異議份子的工具。

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特務系統來推行。1949年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肅清在台共黨(外加政治異己)的機構。1950年起，蔣介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50年代中期，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 (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 )。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發揮了「白色恐怖」的作用，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因批評時政，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兩千多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產黨之外，其餘九千多人是冤案、假案的犧牲者。

綜觀在白色恐怖下的政治案件﹐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性質：

一?對親中共的左翼運動的打擊。例如，1949年6月的鹿窟事件；同年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隆中學案；同年底爆發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

二?對台灣獨立運動及主張者的整肅。例如，1950年5中的黃紀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獨案、1961年的陳智雄案、1962年的「台灣共和國傳單事件」…。

三?對山地原住民自治運動的整肅。例如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精英的遇害。

四?對民主運動的壓制。例如製造雷震案﹐使籌組中的反對黨胎死腹中。

五?政治權力的鬥爭。例如製造孫立人案﹐消解了孫立人的兵權。

六?情治特務單位之間的鬥爭。例如李世傑案…。

七?文字獄。如柏楊?李敖等許多作家的下獄。

八?情治特務人員為了爭功領獎製造的冤案假案。這類案件多不勝舉。

這些層出不窮?罄竹難書的白恐怖案件﹐是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下的產物
自由中國

1949年底﹐雷震?胡適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這份刊物﹐成為5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機關刊物。
1949年，在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情勢逆轉，輾轉播遷多處。在剩下半壁江山的危局中，一部分國民黨人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者─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有感於思想鬥爭的重要，認為要從理智上建立反共信念，非有一個宣傳民主自由的言論機關不可，於是乃倡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尤其﹐在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準備放棄蔣政權，處於外交失勢之下，這份宣揚民主自由的反共刊物─《自由中國》，對於政府的國際形象的改善，或有正面的功能。所以﹐ 在籌備期間﹐雷震曾訪見下野中的蔣介 石﹐並獲蔣的首肯答應設法資助。他們原先預定在上海出刊這份刊物﹐以為可以影響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心。不料長江的天險被中共的金條打通了﹐中共勢力渡江南下﹐國府節節敗退﹐最後撤退入台。《自由中國》也因此在台北創刊﹐時間是1949年11月20日。然而，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援的恢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中日和約的簽訂…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利於台灣的蔣政權的穩定，因此《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對於蔣政權而言，其意義就不顯得那般直接而急切了。隨著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的變化（包括黨化政策），這份抱持民主自由的理、以反共起家的知識分子刊物，漸漸將論政的方面從原本對中共、蘇俄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

1951年6月出刊的4卷11期《自由中國》﹐發表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案件加以抨擊﹐首次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1955年1月的《自由中國》刊登一篇名為<搶救教育危機>的讀者投書﹐指責救國團破壞學校正常體制﹐另外一篇討論國民黨黨紀的投書﹐終於使得出身國民黨核心的雷震﹐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自此﹐《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到了1956年10月31日以後，更邁進一個新的階段。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總統的70歲大壽。蔣氏向全國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之意。於是《自由中國》推出「祝壽專號」，請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徐道鄰、陳啟天、陶百川、蔣勻田、夏道平、雷震等多名知識分子，分別為文對蔣總統及國民黨提出檢討和建言。例如﹐胡適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要蔣氏試試「無智?無能?無為」六字訣﹐意思希望他不要太專斷﹔徐復觀寫<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一文﹐以人格心理來分析蔣氏的性格﹔雷震發表<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強調軍隊要超出黨派關係之外。這一期（第15卷第9期）雜誌出刊後，銷路大增，印至七版，連續發行數月。但是由於「祝壽專號」甘冒大不韙﹐引起國民黨及軍方刊物有計畫的批判﹐攻擊《自由中國》「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國防部總政戰部還特別印行一本《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在軍中分發。國防部所指責的所謂「毒素思想」包括有：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及批評總統個人。

《自由中國》自從推出「祝壽專號」之後﹐對時政的批評愈來愈激烈，針針深入現實政治的問題核心，從1957、58年間7個月之內，進一步推出連續15篇的「今日問題」的系列社論：緒論<是什麼﹐就說什麼>一文﹐執筆者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在文中﹐對於打著「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非國即共」的理由﹐背後卻是「政黨即政府」「政府即國家」的觀念﹐提出批判；第二篇社論<反攻大陸問題>﹐執筆者也是殷海光教授﹐他依「公算」來分析﹐認為在短期內能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因此不要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做」為藉口；第三篇以後的社論﹐依序是<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問題>?<近年的政治理想與作風>﹐最後以<反對黨問題>做為這一系列社論的結束。

經過這一系列討論﹐《自由中國》不僅已深入檢討中央政治﹐構想改造的藍圖﹐而且對台灣地方政治也開始表示關懷。中國大陸來台知識份子﹐介入?研究本地的政治發展問題﹐意義非比尋常。此時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們對台灣各方面問題已建立整體性的觀點 ﹐亦即由人事?政策層面﹐轉入結構及社區認同等層面。

到1959、1960年間的「修憲問題」、「政黨承認問題」，言論節節昇高，步步踏觸執政當局的禁忌，也遭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其中有關「修憲問題」﹐各方在醞釀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以便讓蔣介石能夠繼續連任總統之際﹐大唱反調﹐反對蔣介石破壞憲政常軌而連任﹐《自由中國》從歷史毀譽?憲政精神?團結反共的前途﹐多方闡述反對意見﹐完全不理會「群臣勸進」的中國官場文化。在國民大會集會的前夕﹐仍忠言逆耳提出<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的社論。但《自由中國》維護憲政精神的努力﹐終究沒有如願。1960年3月21日﹐蔣氏終於在為他新增訂的臨時條款(第3條)的護送下﹐突破憲法限制連任的規定﹐順利當上第3任總統。而這群孤臣孽子的悲劇﹐似乎也註定要發生了。

《自由中國》雜誌原先是一群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結合，他們純屬書生論政，又格於方言，因此沒有群眾基礎。但是他們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敢於對時政痛下鍼砭的言論，對於當時台灣的部分本土精英──那些曾經直接或間接接受過日據時代民權運動洗禮、曾經在終戰後熱切期待參與「祖國」政治、而卻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政治感到失望的本地的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具有共鳴作用的。因此，《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與台灣本土的部分精英分子的結合，也就水到而渠成了。

1957年4月下旬──《自由中國》出刊「祝壽專號」的約半年後──台灣舉行第3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第二次競選彰化縣長的石錫勳（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理事），以及郭發（日據時代《台灣民報》老記者）和王燈岸（日據時代文化抗日分子）三人計畫在選舉前夕籌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研究選務，並仿日據時代的文化巡迴演講舉辦眾座談會。經70高齡的郭發奔波聯絡結果，中部地區的候選人首先相會，共推彰化縣長候選人石錫勳、台中縣市長候選人楊基振、台中市長候選人何春木三人為發起人。是年4月11日，終於在台中召開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及各縣市長候選人關於選務改進的座談會，提出五項議案。同時共推民社黨和青年黨為本建議案向政府交涉的代表。會中並決議，本屆選舉完後，由李萬居負責盡速召開一個選舉檢討座談會。該次選舉，台中市的郭國基、台南縣吳三連、高雄市李源棧、宜爛縣郭雨新﹕雲林縣李萬居、嘉義縣許世賢，當選省議員。這便是後來「省議會五虎將」及「五龍一鳳」稱號的由來。

5月18日，全省各地前來的無黨籍和民青兩黨候選人齊集台北市蓬萊閣，召開選舉檢討會。《自由中國》的雷震，亦參加這次會議，並發表演說。這次的選舉檢討會，決議由李萬居、石錫勳等與會的78人為發起人，籌備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曾兩度向政府當局提出申請，但未獲准成立。當時《自由中國》在選前起的16卷7期(4月1日）曾刊登朱伴耘的〈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等文章。而胡適也於5月間返台，於5月27日在《自由中國》社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講，呼籲結合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組織新的政黨，因此「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遭到批駁，或許是因為這種結社被認為是在為組織新政黨舖路亦未可知。不過這種聯想，並非錯誤，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組黨運動確實是循鎮選舉的改進座談會而進行下去的。

前述的第3屆地方選舉起，《自由中國》雜誌便開始對地方自治、地方選舉的問題大加討論。而本書前述的「今日的問題」的一系列社論，也自是年6月起陸續發表，有系統地全面檢討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新聞等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終結，認為「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自由中國》積極推動反對黨運動，與青年黨的機關報《民主潮》和李萬居的《公論報》互相呼應。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雖未能合法成立，但全省無黨派的人士深覺其在野的力量有保持的必要，便以「民主人士聯誼會」的名稱相聯繫，到了1960年的地方選舉來臨時，又改稱「選舉改進座談會」作全省性大規模的組合。

1960年又逢地方選舉，是年2月，地方選舉的前夕，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吳三連、許世賢、楊金虎等人，召開了一次選舉問題座談會。雷震和青年黨領袖夏濤聲、民社黨主席蔣勻田都出席參加。地方選舉後的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雷震及民青兩黨人士共72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激烈批評選舉舞弊。郭國基在會中慷慨陳詞，「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台灣一般民主人士共同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力量。」與會人員原來無立刻組黨之念，經郭國基的一席話的刺激，大家遂激動地計畫要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當天會議，作成四點決議，包括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會。這一組織的成立，配合幾年來《自由中國》雜誌對組織新黨的鼓吹與呼籲，使得組黨運動進入緊鑼密鼓的新階段。一連串的活動也就密集展開。從以下接二連三的活動，可以窺知組黨運動的積極態勢：6月15日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一千餘字的聲明，宣佈1.選舉改進座談會正式成立，在不分省籍、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遴選五十五個委員；2.團結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為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而奮鬥，務使一黨專政之局，永遠絕跡。6月26日，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推出十七名召集委員。並推雷震、李萬居、高玉樹三人為發言人。繼而開始一連串全省各地的巡迴座談會──從7月中旬到8月底之間，先後分別在彰化、台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辦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宣佈新的反對黨即將成立。估計與會的地方人士約400餘人。

新政黨籌組的風聲一出﹐統治當局黨政軍所控制的各種媒體﹐齊起而攻﹐《自由中國》雜誌也不甘示弱予以還擊。 9月1日，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一篇緊急聲明，除了對組黨人士近日內所受到的干擾提出控訴外，並堅決聲稱：「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九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

組黨運動到此已呈勢不可止的地步。然而，就在9月1日《自由中國》發表由殷海光教授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而聲稱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的三天後─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逮捕雷震、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及會計劉子英4人。

雷震被冠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以及「知匪不報」(雜誌社的會計劉子英被指為匪諜﹐雷震被指控沒有檢舉他)兩項罪名﹐於10月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國》的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驌﹐處感化三年。被設計為「匪諜」的劉子英處12年徒刑。

由於雷震案的發生﹐不僅《自由中國》雜誌遭查封﹐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也因主客觀因素而不得不中止。這一段「本省人」與「外省人」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攜手奮鬥的可貴經歷﹐遭到統治者的無情打擊﹐實在令人扼脕。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跌入谷底﹐直到60年代末期﹐才又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