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其他都市都無法變矽谷，台灣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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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瑟寡人，典型「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個案。沒事看書充飢、有閒寫文聊聊時事。現專注於教育育成與科技創業。個人臉書連結。費德智庫共同創辦人暨專欄作家。

美國許多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磯、休士頓、邁阿密、亞特蘭大等，都有一定的經濟規模，附近也有國際級大學院校的研發力加持，但是都遲遲無法發展出像樣的科技生態圈。而台灣雖坐臥於亞太中心，其對於東亞與東南亞有明顯的語言隔閡，而對中國又有明顯的文化差異，除此外法規、貨幣、稅制都是很嚴重的問題。跟矽谷在同個聯邦政府下的城市都無法追趕上，台灣是憑甚麼天分想成為亞洲的矽谷？

在討論台灣是否能向矽谷看齊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為何美國自己的二線城市都無法成就矽谷那樣的創業生態。

新創生態要素

矽谷成功到底有那些要素呢？很多人看矽谷只看到了其充沛的資本和工程人才。事實上，這些都是其次，矽谷最難以被複製的是經驗豐富的各類管理人才，還有一勇於嘗試無畏失敗的文化。

美國其他城市為何很難去複製矽谷呢？

因為美國各地城市都有鮮明的在地文化。美國東北迴廊的城市（波士頓、紐約、費城與華盛頓特區）相較起西部城市有更深的藝術、政治與商業文化作為基礎；美國中西部的底特律、匹茲堡等城市過去以重工業起家；美國南方各州城市則是以務農為主；最後像邁阿密、洛杉磯、拉斯維加斯等城市則是以娛樂、影視和觀光為主。光從人的思維看來，不管是北方的政商文化、中西部的工業文化還是南方的農業文化，相較於美國西岸文化，對於風險的接受度都相對較低。

美國加州的拓荒精神，其實也是歷經百年的變革而累積而成。如南加州好萊屋的崛起是因為電影工業人才為了逃避愛迪生（沒錯，就是那位愛迪生）的專利魔爪才大舉遷徙。而矽谷的崛起則是因為冷戰時期的大型軍事研發計畫將科技人才吸引到北加州去研發新科技。（反觀同期受政府栽培，以 MIT 與哈佛為首的麻省康橋市，則是在 Mainframe 時代後逐漸沒落）

久而久之，加州的拓荒文化對於創意人才產生莫大的磁吸效應，在二十世紀已將影劇、科技等產業從美國東岸連根拔起。不管是好萊屋還是矽谷的投資人和管理人，都已經將「嘗試新點子」精進成為了一種ＳＯＰ。

因此，美國其他城市即便有了人才和資金，也無法去像矽谷一樣對於創新活動進行有效地資金運用和資源管理。而擋在前面的老屁股何時才會願意放手一搏，就更難說了。

小池塘裡魚吃魚

除卻本身城市的文化和人才經驗問題，再來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我們通常都認為在小城市和在大城市裏的人才做同樣的工作都有同樣的結果，因此可以很容易移植，其實不然。

人畢竟是貪心的動物，看到的餅大小和競爭對手的多寡，都會改變人的行為模式。經濟學中討論到「中收入陷阱」，而在小城市的新創生態中我看到了「小池塘陷阱」。

中收入陷阱是當一開發中國家的產業和勞工收入到了一定水準之後，因為成本提高而造成現有的產業大舉外移，若留下的產業空洞無法填補，將造成薪資和經濟成長停滯。（好像就是台灣的情況乎？）

而敝人所謂的小池塘陷阱其實很類似：小城市因為原本資源少，當城市中的投資人和創業家合作把創業生態開始養大時，人就越來越貪心了。許多投資人和創業家開始為了爭取一點曝光率、頭銜和金錢利益，而開始反目成仇，各自據地為王，整個生態圈開始內耗。此時，由於此生態圈內的領導人只專注於鞏固自己的名份地位和利益，而不再致力於把生態圈的餅做大，也無心去跟更大的生態圈交流或競爭，造成了很多創業家開始出走。最後，這小池塘只會產出小型新創公司，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唯一的出路就是離開這小池塘。

小池塘裡若有條河鯰，這條河鯰為了自己會將所有威脅到他的魚吞食。但在大海裡，即使是殺人鯨都懂得成群獵食，讓大家都吃得飽。這種現象在美國二線城市中創過業一定感觸良深。地頭蛇（投資人與培育計畫）一方面培養新創公司，但是同時又沉浸於被創業家膜拜的優越感。於是許多地頭蛇一方面會處心積慮地去鬥爭其他地頭蛇派系，另一方面又會處心積慮杯葛矽谷和紐約的人進入，以鞏固自己的勢力。

而當在培育新創公司的人，卻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去破壞與同業合作和與外國交流的機會，小池塘也很難再成長。最後搞死這生態圈的，都是自己人。（好像也是台灣的情況乎？）

敝人曾經在美國中西部二線城市起家時便見證到這種小池塘內魚吃魚的問題。當時跟我們同期創業的十幾支團隊，最後只有兩支存活下來，也只有這兩支最後成功出場被上市公司併購。這兩支存活下來的公司做出最關鍵的決定就是離開了自己發跡的小池塘，敝人的團隊搬到了紐約、另一支搬到了德州的奧斯丁。而剩下十幾支選擇留下的新創團隊，最後發展到了瓶頸，生態圈中卻沒有業師和投資人有實戰經驗幫他去克服難題，最後只好收攤。

東施效顰

第三大瓶頸，就是在仿傚成功案例最後迷思自我。至此，台灣的病徵已經非常明顯了。

我們看到大人騎腳踏車，我們不會叫一位三歲小孩馬上去騎單車吧？

小孩需要先騎三輪車或四輪車培養平衡感後才能夠嘗試單車，這種很簡單的道理，到了輔導新創的時候，卻有很多人腦袋轉不過來。

有很多人看到矽谷有很多加速計畫和創投，於是就天真地以為花點錢設立加速計畫和創投基金，就可以振興創業生態。這種程度的邏輯，還是先回去騎三輪車好了。

像是矽谷的加速計畫和創業基金林立，是因為他們好的案子很多，多到審不完。除了美國名門學府和各家科技公司跳出來的團隊以外，還有很多國外的案子可以看。人家是從大學開始就已經有穩健的校友會來支持校內創業孵育計畫的發展，人家的大學也有強大的研發力作為創業的基礎。

而美國二級城市常常看到的問題，就是拿了錢去設一堆名目，但是卻完全沒有技術基礎和配套措施。像是美國中西部有些城市就曾經喊過要拚物聯網和機器人，妄想只要拉拔當地電資學院的新創團隊便能夠成就新創業圈。

世界上當然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雖然政府預算和創投基金都下來了，問題是當地純粹有技術人員，卻完全沒有人有相關產業的創業或管理經驗。做個 prototype 沒問題，但是提到製造生產、行銷業務、科技管理等實務議題，很明顯地大家都是在辦家家酒。最後也淪落為大拜拜，人才和新創公司最後依然是往東北迴廊和矽谷流出。

小城市要記得不能好高騖遠，更不能用從上而下的思維，想說打出個「金融科技」、「大數據」、「物聯網」之類的名堂，搞一筆經費就想無中生有。現實都是很殘酷的，長久以來沒有栽培的Ｒ＆Ｄ、品牌行銷、管理人才，不會因為有了筆錢就從天上掉下來。台灣這幾年來幾乎所有的加速器都是依循這種東施效顰的形式而成立的，值得擔憂。

不要等到餓肚子的時候才來學打獵

最後一個小城市新創無法成功的原因，恐怕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幾乎所有小城市發起新創的誘因都是為了亡羊補牢。亡羊補牢本身是沒甚麼不好，若再加上守株待兔，幾乎是穩死。

美國二線城市最喜歡拿出來說嘴的就是自己的創業環境相對於矽谷「比較便宜」而且「競爭對手較少」。而這種說法，有點商業常識的朋友應該都聽出來了：便宜、競爭較少，代表需求少，意思就是當地的經濟狀況不佳，怎麼會是個從商的好地方呢？

而說到美國二線城市，很多人都喜歡拿德州奧斯丁出來說嘴，說是二線城市新創的典範。沒錯，奧斯丁無論經濟規模還是影響力，在美國都算是二線城市，但是大家同時也忽略了一些細節：奧斯丁位於的德州是美國第二大州，人口與台灣相當，ＧＤＰ約台灣的三倍；相較於其他州，德州的經濟型態多元，近年來除了科技業、農業、畜牧業、重工業、國防工業都相當穩健以外，能源業更因為油頁岩革命而大幅成長。而政治上，德州是美國右派的大本營，認為州之主權凌駕於聯邦主權之上，因此在政治上拒絕向聯邦政府低頭；故此，德州的經濟活動相對於其他州而言更具內向性，也強調主體性而較難被其他州撼動。而奧斯丁算是德州重要的學術、文化與科技樞紐，不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發展新創圈的條件。

而大部分美國的二線城市的經濟都持續凋零，不管人力資源、空間或是資本如何容易取得，若當地的經濟已缺乏商業誘因，自然也不是和新創公司在此發展（雖說網路無國界，產品和顧客可不是無國界的啊！）。以美國最近可見度蠻高的二級城市匹茲堡來說好了，二戰前曾經是美國前十大城，但自七零年代重工業外移後，人口已經衰退至戰前的1/2、經濟亦一蹶不振。過去十餘年匹茲堡政府強力推動新創輔導，不但出資成立創投基金和加速計畫，更提供各種優惠。但十幾年過去了，匹茲堡新創仍未有大型成功案例，多半還是離開匹茲堡。很諷刺地，最後刺激匹茲堡科技經濟的不是新創，反而是 Google、蘋果、Intel 和 Uber 等大公司在該地開設研發中心與當地大學進行學術合作。

最後，美國新創創投最蓬勃的地區，還是以美國的經濟中心為主。最大依然是以矽谷和東北迴廊（占了超過整體創投投資比例的６５％），而其次的則是地區性的經濟中心，如洛杉磯（美國第二大都會區）、芝加哥（美國第三大都會區）、聖地雅哥（美國第八人口大城）、西雅圖、達拉斯（美國第四大都會區）等。

說穿了，新創跟其他商業行為一樣，前提是要有穩健的經濟作為基礎，否則最後還是竹籃打水。台灣的情況就很明顯了，出口連 17 月衰退、薪資成長停滯，做新創公司請問是要賺誰的錢？

小城市的戰略

講到這邊，台灣的情況其實跟美國二線城市很像：業師和投資人經驗不足、地頭蛇各懷鬼胎內鬥不斷（而且吃相難看）、政策和規格依樣畫葫圖不知變通，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經濟問題。

但是台灣的情況長久而言會比美國二線城市更糟，因為我們團隊走不出台灣，不可能像是美國小城市出走後未來還有可能回流栽培下一代。意思就是我們需要的新血我們帶不回來，而我們想要甩開的舊思維怎麼也甩不掉。

國際上的小國與小城市的新創圈最後求生存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就是靠優勢創意和研發人才。拿以色列和瑞典來講好了，兩小國生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創公司，而成長到了一個階段後則是將公司送到美國繼續成長（Spotify 和 Wix 就是很好的例子）。而這兩個國家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從根本非常注重研發，而研發力最根本就是出自軍事研發（其實美國也是一樣）。以色列與瑞典是世界上少數在軍用雷達技術上可以與美國和俄羅斯抗衡的國家。而以色列在法國於 1967 對其宣布武器禁運後，為維持其地區性優勢空軍而投入研發戰機與其武器系統。而扶植國防工業的直接結果就是更多技術轉移、工程人才與各類管理人才。

第二種模式，則是尋求成為地區性的創業交流中心。最好的例子就是智利與新加坡。智利政府於 2010 成立創業智利（Startup Chile）計畫來促進科技新創的發展。其實智利人自己也知道純粹靠當地的資源很難發展出極成功的新創公司，因此創業智利計畫也不囉嗦，就是單純用無償資金（三萬美金）去吸引外國新創公司到智利交流三個月。由於前往的團隊眾多且來自世界各地，後來也幫助智利首都聖地阿哥成為南美一大創業中心，也吸引許多拉丁美洲的科技人才至智利發展。而新加坡的經濟並非實業為基，但為了刺激科技業發展，新加坡將金融業的故技重施，祭出了節稅方案來吸引國際新創團隊進駐。

智利和新加坡的目標未必是強調本土新創團隊（就好像新加坡和智利作為金融中心並非強調本土投資案），但是卻希望透過完善的制度、充沛的資本、友善的稅制和穩定的政經環境來造就一地區姓的創業交流中心。

論起這兩種小型的新創中心，前者靠研發起家，自然是有其難度，不是一兩年內便可看到結果的。用商業誘因和政策去建立交流中心的後者，理論上是簡單許多，但是前提是花錢要夠阿莎力。目前台灣的情況不是沒有錢花，而是錢都散在一些沒有明確方針的計畫上。要走出現在的困境，必須要全面檢討預算的使用方式，並選擇一條路走，並走好、走穩。

無論如何，請不要再做沒有意義的矽谷大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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